公诉案件和解程序需要明确五个问题/孙春雨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3:49:57 浏览:8581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是该规定仍然原则粗疏，操作性不强，笔者认为需要在立法、司法解释、司法实践层面进一步明确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明确公诉案件和解的基本原则，防止制度走偏
虽然从刑诉法的规定可以推导出公诉案件和解必须坚持的双方自愿原则、合法原则，但是对于该制度实施必须坚持的一些关键性原则，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不得以和解不成，作出对加害人不利处理的原则等均未作出规定，容易在实践中出现问题和偏差，甚至导致和解制度的滥用。
对于一项新确立的法律制度，为防止制度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有必要确立统领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以有效引导、指导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公诉案件和解应当遵循以下六个基本原则:双方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国家专门机关中立原则;不得以和解不成，作出对加害人不利处理的原则;公开透明原则。
二、明确公诉案件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
关于公诉案件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学界有“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说”、“审判阶段说”、“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说”、“审查起诉和一审审判阶段说”、“刑事诉讼所有阶段说”的争论。从修改后刑诉法第279条的规定看，公诉案件和解适用于侦查、提起公诉、审判阶段，而不适用于立案阶段，因为第279条只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也即公安机关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无权自行处理，只能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时建议检察机关从宽处理。该条规定自然不包含立案阶段。公诉案件和解也不适用于刑罚执行阶段，因为第279条只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措施，而不是“从宽处罚”，因此该条规定排斥刑罚执行阶段。
那么，审判阶段的和解，是一审、二审、再审都可以，还是仅仅指一审?笔者认为，二审、再审程序中不能进行和解。二审和再审程序主要是法律审程序，对法律问题本身不允许变通、和解。二审和再审程序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对一审过程中出现的违法和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如果允许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进行和解，无异于允许对法律问题进行协商、变通，这是法律稳定性和严肃性所不允许的。再者，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设置和解环节必将摧毁一审和解的稳定性，最终将损害和解制度本身。
但是，在侦查阶段，一般要控制适用和解制度。因为在侦查阶段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分子，使未暴露的犯罪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如果在侦查阶段过早适用和解，就会放松对侦破案件的追求，丧失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的动力。因此，要加强对这一环节适用和解制度的监督。另外，在审查批捕阶段，由于检察机关办案期限较短，一般也应当控制适用和解。
三、明确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确保诉讼程序之间有效衔接
作为特别程序，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其他特别程序相比，缺乏特别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单独适用能力不强，依据不足。它的实施依赖于其他诉讼程序，需要借助其他诉讼程序，嵌入其他诉讼程序中去完成。但是，依赖其他程序实施时，与其他程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有效衔接，尚不清楚。比如，诉讼程序进行中，一旦出现和解情形，是否应当中止已经进行的程序，启动和解程序，如和解成功，原有程序不再进行;如和解不成功，则恢复原有程序，不明确。因此，应当明确其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以便有效衔接。
笔者认为，一是应当明确侦查、起诉、审判程序正在进行中，如出现和解情形，相应的诉讼程序应当中止，另行启动和解程序，和解成功并作出处理的，相应的诉讼程序终止。和解不成功的，相应的诉讼程序恢复进行。二是应当明确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受相应的诉讼程序办案期限的限制，以防止无原则的纠缠和反复，提高办案效率。三是应当明确和解程序结束、相应司法处理生效后，出现当事人反悔、和解协议变更或存在受胁迫、欺诈而违心和解等法定事由后，诉讼程序应当回转，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
四、明确和解协商的一般程序，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
虽然从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看，具体的和解协商的程序和过程应当由当事人双方自己来把握，似乎不在法律考虑的范围，但是从规范的角度看，国家应当制定这方面的指导意见，以引导当事人合法有序地进行和解。有必要对和解的启动方式、启动程序、和解方式的选择(是自行协商还是委托第三人促和)、如系第三人促和如何委托、当事人双方如何进行和解协商、和解的内容、和解内容的履行(是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还是其他形式)、和解后如何提请司法机关审查、和解后反悔或不履行和解协议如何处理等作出细致规定，以便当事人进行和解时参照适用，避免走弯路。
五、明确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和解的监督权，确保制度公正
尽管按照刑诉法第8条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检察机关的监督似乎包含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从立法技巧看，检察机关的监督需要刑诉法具体的规定作为支撑，如修改后刑诉法第289条就明确授权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并没有类似的明确规定，因此，在和解程序中检察机关是否有权监督不明确。
笔者认为，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公诉案件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依赖于侦查、公诉、审判程序，检察机关既然对侦查、审判活动享有监督权(对公诉阶段和解的监督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那么自然有权对公诉案件和解予以监督。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程序上是否合法，也包括和解的内容是否合法、合理。具体而言:(1)对侦查阶段和解的监督。凡是侦查阶段达成和解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将和解协议、被害人申请和处理建议等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联系当事人了解情况，发现侦查机关有擅自对不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适用和解、强迫当事人接受和解等违法情形，应当行使法律监督权，责令纠正。公安人员在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权力牟利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和解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当事人随时可以向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进行申诉、控告。(2)对审查起诉阶段和解的监督。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借鉴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通过人民监督员对因和解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进行必要的监督。检察人员在案件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3)对审判阶段和解的监督。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当公布影响判决的和解因素，在裁判书中列明案件和解的过程和情况以及采信的情况，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对于审判阶段违反法律规定的和解有权提出抗诉或提请纠正。审判人员在案件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无效和解的撤销权。为了防止在和解过程中出现以钱买刑、花钱赎罪、被害人漫天要价、威胁、利诱以及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发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也有权力对明显不合法、不合理的和解协议行使撤销权，促使案件重新进入诉讼程序。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一、明确公诉案件和解的基本原则，防止制度走偏
虽然从刑诉法的规定可以推导出公诉案件和解必须坚持的双方自愿原则、合法原则，但是对于该制度实施必须坚持的一些关键性原则，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不得以和解不成，作出对加害人不利处理的原则等均未作出规定，容易在实践中出现问题和偏差，甚至导致和解制度的滥用。
对于一项新确立的法律制度，为防止制度实施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有必要确立统领制度运行的基本原则，以有效引导、指导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公诉案件和解应当遵循以下六个基本原则:双方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国家专门机关中立原则;不得以和解不成，作出对加害人不利处理的原则;公开透明原则。
二、明确公诉案件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
关于公诉案件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学界有“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说”、“审判阶段说”、“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说”、“审查起诉和一审审判阶段说”、“刑事诉讼所有阶段说”的争论。从修改后刑诉法第279条的规定看，公诉案件和解适用于侦查、提起公诉、审判阶段，而不适用于立案阶段，因为第279条只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也即公安机关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无权自行处理，只能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时建议检察机关从宽处理。该条规定自然不包含立案阶段。公诉案件和解也不适用于刑罚执行阶段，因为第279条只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而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措施，而不是“从宽处罚”，因此该条规定排斥刑罚执行阶段。
那么，审判阶段的和解，是一审、二审、再审都可以，还是仅仅指一审?笔者认为，二审、再审程序中不能进行和解。二审和再审程序主要是法律审程序，对法律问题本身不允许变通、和解。二审和再审程序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对一审过程中出现的违法和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如果允许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进行和解，无异于允许对法律问题进行协商、变通，这是法律稳定性和严肃性所不允许的。再者，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设置和解环节必将摧毁一审和解的稳定性，最终将损害和解制度本身。
但是，在侦查阶段，一般要控制适用和解制度。因为在侦查阶段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分子，使未暴露的犯罪事实最大限度地“还原”。如果在侦查阶段过早适用和解，就会放松对侦破案件的追求，丧失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的动力。因此，要加强对这一环节适用和解制度的监督。另外，在审查批捕阶段，由于检察机关办案期限较短，一般也应当控制适用和解。
三、明确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确保诉讼程序之间有效衔接
作为特别程序，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等其他特别程序相比，缺乏特别程序的相对独立性，单独适用能力不强，依据不足。它的实施依赖于其他诉讼程序，需要借助其他诉讼程序，嵌入其他诉讼程序中去完成。但是，依赖其他程序实施时，与其他程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有效衔接，尚不清楚。比如，诉讼程序进行中，一旦出现和解情形，是否应当中止已经进行的程序，启动和解程序，如和解成功，原有程序不再进行;如和解不成功，则恢复原有程序，不明确。因此，应当明确其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以便有效衔接。
笔者认为，一是应当明确侦查、起诉、审判程序正在进行中，如出现和解情形，相应的诉讼程序应当中止，另行启动和解程序，和解成功并作出处理的，相应的诉讼程序终止。和解不成功的，相应的诉讼程序恢复进行。二是应当明确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受相应的诉讼程序办案期限的限制，以防止无原则的纠缠和反复，提高办案效率。三是应当明确和解程序结束、相应司法处理生效后，出现当事人反悔、和解协议变更或存在受胁迫、欺诈而违心和解等法定事由后，诉讼程序应当回转，以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严肃性。
四、明确和解协商的一般程序，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
虽然从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看，具体的和解协商的程序和过程应当由当事人双方自己来把握，似乎不在法律考虑的范围，但是从规范的角度看，国家应当制定这方面的指导意见，以引导当事人合法有序地进行和解。有必要对和解的启动方式、启动程序、和解方式的选择(是自行协商还是委托第三人促和)、如系第三人促和如何委托、当事人双方如何进行和解协商、和解的内容、和解内容的履行(是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还是其他形式)、和解后如何提请司法机关审查、和解后反悔或不履行和解协议如何处理等作出细致规定，以便当事人进行和解时参照适用，避免走弯路。
五、明确检察机关对公诉案件和解的监督权，确保制度公正
尽管按照刑诉法第8条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检察机关的监督似乎包含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从立法技巧看，检察机关的监督需要刑诉法具体的规定作为支撑，如修改后刑诉法第289条就明确授权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中并没有类似的明确规定，因此，在和解程序中检察机关是否有权监督不明确。
笔者认为，对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公诉案件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依赖于侦查、公诉、审判程序，检察机关既然对侦查、审判活动享有监督权(对公诉阶段和解的监督属于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那么自然有权对公诉案件和解予以监督。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程序上是否合法，也包括和解的内容是否合法、合理。具体而言:(1)对侦查阶段和解的监督。凡是侦查阶段达成和解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将和解协议、被害人申请和处理建议等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联系当事人了解情况，发现侦查机关有擅自对不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适用和解、强迫当事人接受和解等违法情形，应当行使法律监督权，责令纠正。公安人员在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权力牟利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和解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当事人随时可以向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进行申诉、控告。(2)对审查起诉阶段和解的监督。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借鉴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通过人民监督员对因和解而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进行必要的监督。检察人员在案件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3)对审判阶段和解的监督。在审判阶段，法院应当公布影响判决的和解因素，在裁判书中列明案件和解的过程和情况以及采信的情况，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对于审判阶段违反法律规定的和解有权提出抗诉或提请纠正。审判人员在案件和解过程中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应当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无效和解的撤销权。为了防止在和解过程中出现以钱买刑、花钱赎罪、被害人漫天要价、威胁、利诱以及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发生，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也有权力对明显不合法、不合理的和解协议行使撤销权，促使案件重新进入诉讼程序。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