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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审前准备程序中几对关系问题的定位

陈冲
（海门市人民法院）


摘要：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已成为各国民事诉讼立法的共同选择。我国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构建审前准备程序应考虑三大关系问题的定位：（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关键词：审前准备程序；民事诉讼；当事人

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设置审前准备程序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均有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对审前准备作出了规定，但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审前准备程序，不具备审前准备程序所具有的确定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的功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的必要性已成为不争之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设立审前准备程序。通过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实现两大目标：一是促进审理集中化，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 。审理准备程序的构建应考虑以下几对关系问题：（1）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关系；（2）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3）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一、审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
各国不管设置什么样的审前准备程序，其设立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庭审目标的实现 。基于程序公正和公开的要求，法律设定某种特定的形式和程序来约束法官的审理行为是必须的，这种形式和程序便是开庭审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是法官应当通过公开、对决的开庭审理获得有关案件的信息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案件当事人孰胜孰负的最终结论，即以庭审为中心。庭审需要当事人和法官对席、公开、直接、言词，故庭审应尽可能通过一次性集中审理而结束。审前准备程序基此产生了存在的必要。“完备的庭前准备+一次性集中审理”成为理想的纠纷解决模式。各国设立审前准备程序最初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集中化审理，避免当事人的诉讼突袭，提高庭审的效率。
审前准备程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实现立法者在设立时确立的上述价值外，渐渐衍生出其具有削减纠纷的独特价值，通过当事人和解、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审前排解纠纷的形式，使大量案件消减在庭前。使庭审程序真正适用于哪些存在实质性争点的案件。这可能是当初立法者没有明确确立的立法目的，在不经意间反而成为审前准备程序一个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审前准备程序的存在决不是程序的繁琐和复杂，而是程序公正和庭审效率的内在要求，审前准备程序具有的消减纠纷、排除庭审的功能，使“准备程序+一次性开庭审理”成为既确保程序公正，又保证诉讼效率的一种理想的诉讼模式，现代西方国家纷纷采用这一模式即说明了这一点。
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决定了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的必然性，无论简单案件还是复杂案件，其进入民事诉讼便意味着审前准备程序的启动。所不同的只是：适用于简单民事案件的审前准备程序相对简单，而复杂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审前准备程序则应当相对复杂而已。我们必须根据每一案件的复杂程度，在程序的设计上安排多种形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供当事人选择。那种认为简单民事案件可不适用审前准备程序直接实行“一步到庭”的观点，是对民事诉讼规律的漠视。
庭审程序对于案件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并非每一案件都必经庭审程序。开庭审理的本质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的事实争议，因程序公正的需要，法官必须通过直接、言辞、公开的庭审方式听取。如果当事人对事实无争议或者自愿放弃庭审权利，案件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庭方式加以解决。因此在程序的设计上，除了设置司法ADR等当事人庭前和解程序,还必须设置简易判决、不应诉判决等无须通过开庭解决案件的程序。西方国家纷纷改革民事诉讼程序，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审前准备程序，而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就是如何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以适应民众诉求与司法资源不匹配的矛盾，以缓减司法迟延，司法ADR等由此应运而生。我们在改革审前准备程序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在保证当事人有被听审权利的同时，发挥审前准备程序消减纠纷的功能，节约国家宝贵的庭审资源，同时减轻当事人在诉讼阶段的投入。
二、法官诉讼指挥权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
“民事诉讼中法官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地位问题，是一切民事诉讼制度的中心问题” 。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是推动诉讼程序运行的动力，当事人权利与法官职权在程序控制中的动态均衡，决定了不同诉讼结构、模式及其功能的差异。审前准备程序作为诉讼程序中的重要一环，该阶段当事人权利与法官权力的不同配置，决定了不同的审前程序的模式。
以诉讼中法官职权和当事人诉权的不同作用来划分，根据民事诉讼法学者的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可以类型化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大基本模式。至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各自的构成特征和划分标准问题，学者们在认识上分歧很大。主要有两种划分标准。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对诉讼程序的控制权作划分，如果当事人掌握了诉讼程序运行的主导权，就称为当事人进行主义，反之，如果法官负责程序的运行，就称为职权进行主义。另一种是根据程序主体在形成审理对象上的不同作用作划分，如果认定案件事实的有关诉讼资料只能由当事人提出，就称之为辩论主义，反之，如果法官在收集证据及诉讼资料上拥有主导权，则称之为职权探知主义 。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运作中的不同主导权来加以区分。英美法系审前准备程序采当事人进行主义，程序的运作由当事人主导，比较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中相对消极。德国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审前准备程序采职权进行主义，法官被课以一种促进诉讼的义务，准备程序展开后的各种程序问题几乎都是由法官主动负责处理，法官甚至可以采取所有具有准备性质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在案件早期阶段就积极介入，以求得案件的迅速解决。大陆法系的法国虽然在法律上赋予准备程序法官极大的诉讼指挥权，法官可以决定程序的启动、终结、确定当事人准备活动的期限，但大部分法官的职权活动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的。两大法系各国民事诉讼目前都面临着如何公正、迅速、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的共同任务，因此各国都在加强法官职权作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通过法官依职权运作诉讼，是一种加强法官职权作用的做法。英美法系加强法官职权作用是另一种做法，并不是以法官职权运作程序的方式完全取代当事人运作诉讼，而是法官依职权对当事人运作的诉讼程序加强管理和监督。美国1983年修改的《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将对发现程序的管理作为法官的职责，通过从发现程序开始时指定其结束期限，到实际展开过程中对种种程序问题的调整，法官开始日益普遍地发挥更为积极的管理职能。
根据当事人和法官在争点确定和诉讼资料的收集和提供上的不同主导权加以区分。无论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就当事人决定事实争点并负责就争点提供证据而言，两大法系国家均采同一立场，采辩论主义。辩论主义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当事人间私权利的纠纷，在国家权力与当事人权利的关系上，国家权力要受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和约束，当事人不主张、不争执的事实，法院不能主动审判。在辩论主义的原则下，法院的审理范围被当事人所提出的主张所限制，禁止法官主动处理当事人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当事人主张对法官行动的限制。就决定被审理的案件实体而言，两大法系当事人均处于支配诉讼的地位，实际均是当事人主义。
我国目前诉讼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诉讼迟延，而是法官的超职权作用。我国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被认为是一种超职权主义模式，此模式片面地认为民事诉讼的本质是法院查清案情，解决纠纷，而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忽略了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传统民事诉讼模式要求法官在审前准备阶段就必须对案件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全面审核，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要求在庭前把案件事实搞清，造成庭审形式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认识到了这种超职权主义的危害，逐步弱化法官的职权。可以说，与世界各国不断强化法官职权的时代潮流相较而言，对于实行典型职权主义模式的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恰恰是从英美法日等国的对岸出发，向他们迎面走去，需要弱化法官的职权 。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置应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本位，把诉权置于制约审判权的优先地位，而审判权的行使则以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为宗旨。就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而言，就是要发挥当事人对争点形成和证据收集的决定作用，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法官不得主动依职权调查收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法官应当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法官庭审中对事实和证据的审查范围也仅限于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
同时，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也应尽量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法院除对当事人的争议拥有认定事实并依法作出裁判权外，还有一个主要职权，就是保障当事人进行的民事诉讼活动在法律规定的程序框架内顺利进行。我们在审前准备程序的设计时，除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充分实现，还必须加强法官对审前准备程序的监督和管理，以促使审前准备程序发挥正当功能，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主要来自大陆法系的德国法传统，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程序设计应借鉴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经验。程序运作由法官依职权主导，但就争点的形成和证据资料的提供而言，应采辩论主义原则，由当事人进行主导。
三、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介入度（基于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日本学者小岛武司在其《诉讼法系之再考察》中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事诉讼的普遍理想在于实现妥当、公正、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妥当和公正代表了诉讼的正当性概念，迅速和廉价代表了诉讼的效率性要求。诉讼的正当和效率要求贯穿整个诉讼过程，两者有时能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但有时又处于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状态 。
在制度上以获得判决为目标的民事审判中，法官被要求必须主要通过开庭审理这种场合和形式来了解把握案情，这个规范性的要求主要来自于诉讼的正当性要求，而并非效率性要求。以典型的调解过程为例，调解者可以不拘形式地分别询问当事人，随时提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说服当事人接受这种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要比公开对抗的庭审程序更为容易“吃透案情”，更具效率。但是为了使判决本身获得正当性，审判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当事人诉权的制约，法官把握了解案情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必须按一定的程序要求，于特定的场合或形式下进行，这就是开庭审理。开庭审理不可能随时随地进行，如无必要的准备，往往会造成审理时间的拖延，庭审的内容也无法达到充实及集中的要求，大大影响庭审的功效。为了使法官真正通过有限的开庭审理来取得作为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在开庭之前作一定的准备就成为必要。为防制当事人滥用审前准备程序，法官介入和控制审前准备程序便成为必要。如何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法官不至于在没有充分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形成对案情的实体性判断，又保证为开庭作好准备，使庭审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有效进行，便成为准备程序设计和运作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我国传统“四步到庭”的弊端在于法官在庭前对案情介入过深，职权过大，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庭审成为法官验证先验观点的场所，使庭审形式化。而“直接开庭”、“一步到庭”的弊端却在于法官对案情丝毫不介入,法官与当事人间缺乏案件信息的必要交流，造成庭审的非效率化。
合理界定法官在审前准备程序的介入度，既保证审前准备程序有序进行，不致拖沓，又防止法官介入过深，导致思维定势。理想的制度设计是当事人在准备程序中，在实体和程序均已作好充分准备，而法官只能在程序上作好充分准备，而不能在实体上作好充分准备。法官在准备程序中只能从事准备行为，而不能从事审理行为。

现阶段改革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建议

云南大学法学院06级硕士研究生 杨盛秋

摘要：行政监察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自律性监督，是制约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但是从行政监察的实效来看，行政监察机关在依法对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任命的其他人员依法行政、遵纪守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过程中，显得监察无奈、无力、无序、无能。本文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阶段改革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行政监察 行政监察制度 改革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确保依法行政。从1987年恢复组建监察机关到1997年《行政监察法》的出台，行政监察作为监督行政的一种专门法律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置疑，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仍存在着种种缺陷，行政监察职能的发挥仍步履艰难。鉴于行政监察制度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改革。
一． 行政监察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行政监察在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具有优势作用
行政监察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内容。行政法制监督关系是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在对行政主体、国家公务员和其他行政执法组织、人员进行监督时发生的各种关系。[1]
行政法制监督关系是一种多重复杂的法律关系。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关系的主体主要有国家立法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在特定的条件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法制监督关系的主体。他们共同构成我国行政管理的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网络。其中，行政监察机关作为监督主体之一，具有其他监督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第一，行政监察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进行的，不像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样依当事人的申请开始。第二，行政监察是与行政活动同步进行的，不仅有事后监督，还有事前和事中监督。第三，行政监察对象具有广泛性。行政监察不仅监督行政行为，更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第四， 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具有恒定性、经常性。行政监察制度有一套组织系统，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设有监察机关，可以说，在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行政监察机关是最重要的监督主体。第五，随着社会发展，政府职能大量增加，其活动越来越专业化。这就给外部监督机关的监督带来了一定难度，他们不仅缺乏有关内部知识，而且也对行政内部事物不甚了解。[2]监察机构在这方面则显示出其本身的优势，他们了解和熟悉行政业务方法、程序。因此，行政监察机关作为整个行政系统内部自我约束和纠正机关，在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发挥着优势作用。行政监察较其他监督方式更为直接、全面、主动。
（二）行政监察制度是行政法顺利贯彻实施的重要保证
当前，国家的政治改革不断深化，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这些代表了国家利益、全国人民利益的法律、法规，地方各级政府所属部门都应严格贯彻执行。但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常常从地方利益出发，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抵抗，使中央的政策、方针得不到贯彻执行，这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在当前改革中如何解决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尖锐冲突，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切实得到贯彻执行，已成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首要难题。
出现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行政监察机关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一条规定，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是监察工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监察法》第十八条具体规定监察机关履行的首要职责便是 “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为了保证国家法律法令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必须改革行政监察制度，使它在维护国家利益，中央权威中发挥关键作用。
（三）行政监察制度与公务员制度密切联系
公务员制度是我国行政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公务员代表国家行政机关直接实施行政行为，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为了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公务员不仅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职权，而且依法享有许多“优益权”，这就存在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实际上，由于对公务员监督不力，近年来，公务员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行政纪律对其约束力甚微，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行政监察制度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公务员是监察机关最主要的监督对象，《监察法》第十八条关于监察机关职责的五项规定中，有两项都是关于监督公务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另一方面，《监察法》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监察机关受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但实践说明：行政监察机关的工作力度远远不到位。
二． 现行行政监察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见，行政监察制度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处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但由于体制和立法方面的原因,我国行政监察的巨大功效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难以形成对行政机关有效的内部制约。目前，我国行政监察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双重领导体制使行政监察受制于地方政府
《行政监察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上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这种双重领导体制限制了行政监察机关作用的发挥。
按照分级监察的原则,各级监察机关主要监督同级政府所属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同级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下一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同级政府所属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特别是行政负责人的行政行为，常常是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些行政行为发生偏差时，尽管监察机关可依职权予以纠正，然而现行体制决定了这种纠正必须在同级政府主持下进行，而监察机关的人事、编制、经费、物资、福利等都主要归地方管理，这就使得监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难免遇到来自政府本身的阻力。
（二） 合署办公使行政监察职能弱化,党政不分
自1993年始，行政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对节约行政资源，发挥监督的整合功能，提高监督质量和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合署办公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限制，监察工作实际上从属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监察机关很可能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监察机关，而会发生变性，成为党政机关的附属品。在隶属关系上，监察部作为国务院组成机构并未直接向国务院总理负责，而是直接向中央纪委常委会负责，地方监察机关直接向同级党的纪委常委会负责。纪委成了监察机关的直接领导机关，实际上形成对行政监察的“三重领导”，重大问题由纪委常委集体讨论决定。以至于监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难以落实宪法所规定的首长负责制，职责不明，党政不分[3]；党纪政纪处分不分，甚至出现以党纪处分代替行政处分的情况，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弱化了行政监察职能。
（三） 监察范围广泛，行政监察决定执行刚性不足
按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责涉及三个方面，即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然而，在实践中，行政监察机关在履行职责却并不到位。一方面，行政监察机关的效能监察几乎没有，而执法监察多数都流于形式，并无明显的成效。从目前监察现状看，除了执行和配合中央的专项治理或特别规范的事项外，监察机关实际只履行了受理诉、举报的职责,而对执行法律、政策、政令的监督检查却很乏力。对不执行、不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人或事很少查处，也很少就此类问题提出监察建议，更少就此类问题做出监察决定和给予行政处分。如此宽泛的监察范围,在行政监察机构地位低下,权力偏少的情况下,自然力不从心,难有积极的作为。
《行政监察法》对没有正当理由而拒不执行行政监察决定和拒不采纳行政监察建议的单位和个人未作任何强制执行的规定。虽然《行政监察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依法作出的监察决定，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执行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这里虽用了两个“应当”,但并没有相应规定后者不采纳的法律责任。实践中，对那些拒不执行监察决定和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部门和人员,行政监察机关往往无可奈何。行政监察温柔有余、刚性不足。根本原因是因为“监察建议”并没有法律效力，监察机关唯一的法律义务是接受“监察建议”的单位将处理结果“告知”监察机关。
（四） 监察运行缺乏透明度
目前我国各级行政监察机构的运行过程以及结果处于一种不公开或部分公开的状态,虽然推行“两公开一监督”(两公开指办事程序公开、办事结果公开),普通百姓对监察的具体运行程序及其结果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监察机构在其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某些领导以言代法的长官意志,而不是宪法和法律规定。许多查处的案件也往往以注意社会影响为由，被内部处理完毕仍不为社会所了解，其监察运行过程及结果的公开化更是无从谈起。这必然导致行政监察机构效率与权威的降低。[4]
三． 现阶段改革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建议
笔者认为，为了使监察机关的职能得以充分实现，应当以改革的精神，通过国家监察立法，变柔性监督为刚性监督，相应解决行政监察体制、机制和人员素质方面的问题，才能切实改变目前行政监察工作中监督难以到位的被动局面。
(一) 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建立垂直领导体制
行政监察机构必须具有独立地位才能获得高度的权威性。提高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是由监察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自秦汉到明清，我国历代监察部门地位始终居高临下，能摆脱其他高层官员的羁绊，严格履行监察职权，并实行单线垂直型
的监察体制。提高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应包括以下三方面:
1. 对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进行改革
改革内容有：（1）将行政监察机关在行政系统中单独设置，使监察机关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机关由上级监察机关产生，直接受命于上级监察机关，整个国家监察机关自成体系。但在监督体制上，仍实行分级监督的原则:由各级监察机关对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监察，同时上级监察机关可委托下级监察机关监督上级监察机关所管辖的监察对象，上级监察机关也可直接监察下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2）监察机关的主要领导成员应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任命。（3）与垂直领导体制相适应，为确保监察权的独立，必须保证监察机关在经费上也不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的各项开支费用应当单列，分别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列入财政预算。（4）赋予行政监察和同级政府平等的地位。这种新体制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只对上级监察机关负责，而无需考虑同级政府首长的意图以及地方财政等不相关因素，对行政违法违纪行为实施有力的制约；同时，地位超然的全国统一的监察系统能够有效地打击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权威性。
2. 理顺行政监察机构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关系
行政监察和党的纪律检查有相近之处，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界限:（1）在监督对象上，前者以行政机关及国家公务员为主；后者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党纪检查机关不能对行政机关的非党公职人员进行检查。（2）在监察依据上，前者是法律和行政纪律，后者是党章和党的纪律。（3）在性质上，前者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制度，后者是政党的内部监督制度。
因此，应该将纪检与行政监察分开，不再合署办公。这样非但不会削弱党的领导，相反还有助于行政监察的真正独立，避免党政不分和以党纪处分代替国家法律制裁和政纪处分现象的发生。
(二) 强化和扩大行政监察机关职权
进一步强化行政监察机关的职权，是监察制度的核心问题。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来看，我国行政监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很有限，既没有传唤权、扣押权、独立裁决权、直接罚没权，也无权去直接变更、撤销正在实施的政府行为和公务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而只能通过建议、劝告等方式去间接实现监察功能，因此我国行政监察刚性不足。监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与其所肩负的重要使命极不相称。扩大监察机关的权力，强化监察职能可以考虑：
第一，扩大监察机关的处分权限。赋予监察机关对违法违纪的公职人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权。第二，赋予监察机关一定的经济处罚权。比如对因决策失误或指挥不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经国家机关任命的企事业单位干部，监察机关拥有责令其赔偿一定经济损失的职权。[5]第三，增强监察工作的透明度。目前有些监察法规还是内部的，这对于开展群众举报是不利的。笔者认为，今后不仅监察法规应该公开，而且监察的措施和结果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的也应该公开，以便接受社会的监督。
(三) 建设高素质的行政监察队伍
监察法对监察人员的产生没有做出规定，实践中的做法多是由人民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人员调任过来的。事实上，行政监察工作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科学，它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有自成体系的业务。
1、行政监察专职化
随着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更趋于专业化，政府也享有越来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引起了行政行为的复杂化。如果行政监察机关不适应这种变化，不具备专业行政部门的基本知识，就难以进行有效的行政监督，特别是主动的执法监察工作。因此，必须从行政监察专职化入手，以实现监察机关监察方式的转化。监察专员应当具备的起码素质应包括三个方面：（1）与行政监察工作密切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经济、贸易、财政、工商、海关、税务、银行、管理、审计、教育等方面的知识。（2）熟练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以及行政机关政纪规定。（3）全面掌握行政监察的办案程序，具有扎实的实务操作能力。
2、加强监察干部培训工作
建立国家行政监察学院，或者在行政学院中设置专业，系统地轮训各级监察机关领导和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建立选拔培养和轮岗交流机制，有计划地选拔监察干部到经济管理部门、基层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政法部门轮岗锻炼，提高其适应能力，为他们从事对以上部门的监察工作奠定专业基础。
(四) 建立监察官身份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