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呈高发态势,日渐增多。为有效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经济发展安全,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对刑法的修正和解释,逐步扩大了刑法在经济领域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经济违法活动划为刑法的调整对象。骗取贷款罪作为刑法“扩张”的成果之一,于2009年“入刑”,但是目前骗取贷款行为在我国仍大量发生,其不但扰乱了我国金融管理秩序,还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运行安全,因此正确理解、运用现行法律,打击处理此类犯罪问题,对维护社会金融秩序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将起到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基本案情:
2012年5月2日,阳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接到该县信用合作社举报:其单位工作人员在对贷款户龚某、张某、徐某和马某等人清收贷款时,发现龚某、张某、徐某和马某所贷出的资金并非其自己使用,实际使用人均为张利(化名),导致上述四笔贷款本金共计壹佰肆拾万元无法收回,张利有骗取贷款的嫌疑,请予以查处。经依法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张利(化名)在2009年5月至2010年7月期间,骗取或借用龚某、张某、徐某和马某等人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证件,用上述人的名义、以上述人做煤炭、钢铁生意为由,同时提供虚假的财产证明和虚假的保证人情况,从阳原县某乡信用社贷款共计壹佰肆拾万元供自己使用。另外,犯罪嫌疑人张利用其本人的名字,在提供虚假的财产证明和虚假的保证人情况下同样在阳原县某信用社贷款肆拾万元。上述贷款共计壹佰捌拾万元,经阳原县信用社工作人员多次催要,张利(化名)至今未归还。
案件带给我们的思索:
一、骗贷罪是否要以金融机构的实际损失为构成要件
在审查起诉此案中,办案人员对骗取贷款罪是否要以金融机构造成损失为必要条件产生了分歧:1、有办案人员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0年5月出台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等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多次以欺骗手段取得贷款的,以及其他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应予立案追诉”,即“一定的数额”或“一定的损失”都可以是认定骗取贷款罪的前提,“实际损失”不是骗取贷款罪的必然性要件。2、另有有办案人员认为 “行为人仅仅骗贷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或者多次骗贷,却并未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造成实际损失,亦未利用贷款进行任何非法活动,那就明显属于一般的市场背信行为,未给金融管理秩序造成实际危害,并未触犯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因此不应以该罪追究刑事责任”。
对上述两种观点,作者认为第一种更为合适,理由如下:
首先,在立法原意上,全国人大的立法草案中已经说明,设立该罪的目的在于惩罚那些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危害金融安全的单位和个人。一方面骗贷的原因多是因为贷款人的资信存在问题,无法通过正常的贷款审查程序,而“资信”又是评价贷款人还款能力的重要指标,贷款人不真实的资信,无疑会增大银行贷款和利息的回收风险,具有当然的社会危害性,并且贷款数额越大,回收风险也就越大,社会危害性也就越大;另一方面行为人骗贷行为本身已经危害到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该类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和严重的今天,“骗贷数额较大”的行为人理应受到刑罚的惩戒。为此“追诉标准”中的“骗取贷款100万元以上”的行为,即便没有给银行造成实际损失,也应当成为骗取贷款罪的打击对象;
其次,骗取贷款罪有对贷款诈骗罪进行补漏的作用,即对那些有证据证明其贷款是以欺骗手段骗取金融机构的审贷程序通过,但无证据证明其对贷款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惩罚,贷款诈骗罪中的“诈骗数额”也未必就是损失额,还有可能被追回,但即使被追回,诈骗人一样要面临刑罚。如果不对“骗取贷款数额巨的”进行处罚,无疑会使这一罪名的补漏作用大打折扣。
二、“借新还旧”行为对骗贷罪数额认定的影响
借新还旧,又被称为“转据”,是指贷款到期后不能按时收回,又重新发放贷款用于归还部分或全部原贷款的行为。在目前检察机关办理的骗取贷款案中,“借新还旧”现象普遍存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骗取贷款”的人普遍资信程度较差,贷款到期后要么无力偿还本息,要么想继续使用贷款,而银行或贷款人都有可能会提出借新还旧的要求,在“借新”的贷款审查中,往往会继续使用或沿用第一次骗取贷款时所使用的虚假材料。那么,这时的骗贷数额应如何计算?是按第一次骗贷的数额计算,还是按借新还旧的多次贷款中数额最大的一次计算,抑或将多次贷款额累加计算?
作者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第一次骗贷的数额”作为骗取贷款罪的犯罪数额。这是因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我们考虑是否给予刑罚以及刑罚轻重的重要指标。而骗取贷款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的安全。“借新还旧”是当下商业银行为调低不良贷款率,完善担保和弱化贷款风险的一种普遍操作手法。虽然“借新还旧”也在业界存在争议,认为其很可能会产生更大的贷款风险。但至今为止,相关法规并未有禁止“借新还旧”的规定,因此,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借新还旧”行为危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的程度,达到了刑罚的适用要求。此外,对于银行来说,贷款人多次的“借新还旧”,实质上其所使用的贷款基本上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延长了使用时间而已,社会危害性并未有更大的加深。如果累加计算,势必有违刑法的罪责相适应原则。
三、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管控制度缺陷
在对上述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我们发现基层信用社个别主任、信贷员职业道德低下,贷款制度形同虚设,违规操作现象较为突出。表现在贷前调查闭门造册,贷时审查草率了事,贷后检查疲于应付,其背后甚至存在着信用社员工及其管理层的犯罪行为。基层信用社的领导或信贷员之所以这样做,多是有利益驱动,这种利益的驱动表现在接受当事人的吃请和好处,或者借款人通过领导人打招呼及人情关系等。当这样的“违规贷款”被发放之后,由于贷款人先天“资信”低下,使得此类贷款多数无法收回,最终造成国家贷款的重大损失。原本,金融机构内部对“贷款风险”的管控应成为预防骗取贷款犯罪的利器,然而现有制度并未起到其应有之用,某种程度上讲有时甚至成为犯罪的“帮凶”。为此,建议信用社设立专职风险内控管理部门,加强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堵塞漏洞,强化管理,切断骗取贷款犯罪发生的源头。
四、“借新还旧”现象普遍存在可能酝酿着金融机构巨大的经营风险
在办理上述案件时,作者发现“借新还旧”现象不仅只是存在于骗取贷款犯罪中,在其他金融机构合法发放的贷款中,“借新还旧”现象也是大量存在。作为商业银行在贷款的发放和收回过程中经常采用的操作方式,这种“借新还旧”的形式,表面上看信用社的贷款合理,不仅扩大了贷款规模,而且还收回了贷款,但实际上已形成巨大的风险。借新还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信贷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推迟了信贷风险的暴露时间,沉淀并累积了信贷风险,一旦有此类贷款大户“搁浅”,势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资金流转,造成支付困难,形成金融风险。
此外,现今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发现银行出现违规贷款时,往往以结果论,并以此对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进行问责,所以当出现违规发放贷款的问题,基层信用社往往会捂盖子,不愿将其暴露出来,并对违法发放贷款的存在避而不谈。可以这样说,金融机构内部不合理的问责、考核机制,成为促使“借新还旧”现象大量存在的因素,亟待完善。
五、“冒名顶名”贷款行为严重困扰了骗取贷款案的审查起诉工作,急需明确答复和尽快解决
所谓“冒名顶名”贷款,是指在金融借款业务中,名义贷款人和实际使用人不一致,有的是“顶名”,即名义贷款人明知实际贷款人使用自己的身份贷款,出于亲朋好友帮忙、上下级关系等原因,默许实际借款人借款;有的是“冒名”,即名义借款人对借款全然不知,是实际使用人冒用他人名义借款的。近年来,“冒名顶名”贷款造成的不良贷款较多,每个基层信用社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县信用联社信贷资产的质量。同样,大量“冒名顶名”贷款纠纷案件的出现,给检察院审查起诉工作带来了更多困难,骗取贷款案件数量多、涉案金额大、争议大,审查起诉难度原本就大,再加之“冒名顶名”贷款行为的出现,使得检察机关在认定贷款是否是被“骗取”以及多少贷款是被“骗取”时产生困难,例如,审查起诉中犯罪嫌疑人往往以被“冒名顶名”人知道或同意其使用“冒名顶名”人的姓名贷款为由进行辩解,否认自己的行为属于骗取贷款的范畴,而证明被“冒名顶名”人对犯罪嫌疑人的贷款行为同意或不知情的证据又极其难取;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民事部分时,信用社因其与犯罪嫌疑人(实际借款人)之间并无契约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又怕承担审批贷款的责任,故坚持被“冒名顶名“人(名义上的借款人)就是被告,而被“冒名顶名“人以其不是实际借款人,未拿到贷款等为由提出抗辩,双方争议较大。因此,为了更好的查办此类骗取贷款案,司法解释需9要对骗取贷款罪进作进一步的阐述。
(作者系河北省阳原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城乡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长沙市城乡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办法》的通知
长政发〔2010〕5号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长沙市城乡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长沙市人民政府
二Ｏ一Ｏ年三月十五日
长沙市城乡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全市社会救助体系，及时有效解决城乡贫困居民的临时生活困难，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临时性生活困难救助制度的通知》（湘政办发〔2009〕20号）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乡困难居民临时救助制度，是指政府对由于临时性、突发性等特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较大困难的低收入家庭和其他特殊困难人员给于非定期、非定量生活救助的制度。
第三条 临时救助制度遵循及时、高效、公开、公正原则，侧重于临时性、救急性和补充性。
第四条 民政部门是临时救助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临时救助计划的制订、救助对象的审核审批、救助资金的管理发放及其他日常工作。财政部门负责落实临时救助所需资金，并进行绩效评价，审计、财政、监察部门负责对临时救助资金的预算安排和管理使用进行审计监督。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受委托的相关单位根据各自职责范围负责临时救助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城乡困难居民家庭，可以申请临时救助：
（一）在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专项社会救助制度覆盖范围之外，由于特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低收入家庭，重点是低保边缘家庭。
（二）虽然已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和其他专项社会救助制度覆盖范围，但由于特殊原因仍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
（三）区、县（市）级（含区县市）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
第六条 因流域性水灾、旱灾、风雹灾等自然灾害，以及较大范围遭遇环境污染、破坏性灾害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社会性灾害的救助，依照自然灾害救助办法处理。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救助：
（一）因打架斗殴、交通肇事、酗酒、赌博、自杀、自伤、吸毒等原因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
（二）家庭成员有就业能力而无正当理由拒绝劳动、就业，不自食其力的。
（三）有赡（扶、抚）养能力的义务人未依法履行赡（扶、抚）养义务的。
（四）参与或从事政策和法律明令禁止的活动的，或受到处罚导致生活困难的。
（五）不按要求提供申请资料，拒绝管理机关调查，隐瞒或不提供家庭真实收入，出具虚假证明，或无理取闹、谩骂、侮辱、威胁工作人员的。
（六）区、县（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认定的其他不予救助的人员。
第八条 临时救助实行分类分档救助办法。分类分档的具体办法和救助限额由各区、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救助需求等因素确定。
第九条 同一家庭原则上每年只能给予一次临时救助。特殊情况下，由相应区、县（市）民政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主管领导审批后可给予二次临时救助。
第十条 申请审批程序
（一）申请临时救助以家庭为单位，由户主通过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填写《长沙市临时救助申请审批表》，并出具以下证明材料：
1、居民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2、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低保证或低收入核定证明、家庭成员收入状况证明，致困原因证明等；
4、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二）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在接到临时救助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入户调查、核实、群众评议等工作，将申报材料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其不予救助的理由。
（三）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接到社区（村）居民委员会上报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审核工作。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将申报材料报区、县（市）民政部门审批；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其不予救助的理由。
（四）区、县（市）民政部门在接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上报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审批工作，对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家庭，签出审批意见；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其不予救助的理由。
（五）审批结果在申请对象所在社区（村）张榜公示3天，接受群众监督。
（六）对张榜公示后无异议的，由审批机关在公示后3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向申请对象发放临时救助金。特殊情况下审批机关可以即时向对象发放现金。
公示后有异议的，退回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补充调查。
第十一条 区、县（市）民政部门可委托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并直接发放小额临时救助金。小额临时救助的具体标准由各区、县（市）人民政府自行确定。
第十二条 临时救助资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专户储存，专账管理，专款专用。各区、县（市）民政部门设立临时救助资金发放专户，用于办理临时救助资金的核拨和支付等业务，并建立临时救助资金发放台账。
第十三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建立临时救助对象审批材料、资金台账、发放名册等工作档案。
第十四条 申请临时救助的对象应自觉接受民政部门的调查，如实提供家庭收入等相关情况。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临时救助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追回救助款，并取消其一年内再次申请临时救助的资格。
第十五条 临时救助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依法办事，接受监督，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