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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WTO：推动政府行为法治化


　　WTO的使命是逐步减少、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歧视，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谁有权设置贸易壁垒？谁能够实行贸易歧视？只有政府。WTO法律义务主要是由政府承担的，比如政府要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保护知识产权、按照协定对待外国投资者和进行外汇管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DSB），提起争议的只能是政府，被提起争议的也是政府。所以WTO协定约束的对象是政府，WTO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公法制度，推动政府行为法治化。

　　政府行为应当接受司法审查

　　政府行为接受司法审查，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要建立、维持或指定能够对有关行政行为进行及时审查的裁判机构和程序。裁判机构和程序的设立，是我国政府的权力，但WTO要求裁判机构是公正的，独立于有行政执行权的行政机构，与裁判结果没有实质性利益关系。第二，这套独立、客观、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要保证受到各种政府行为影响的当事人，有机会将案件最后诉至司法机构、享有请求司法审查的权利。在这方面，我国目前虽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但这套制度是否已经达到了上述要求，以及是否需要建立一套新的行政案件裁判机制，值得讨论。

　　WTO所规定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相当大，凡与贸易有关的和影响贸易的所有政府管理行为，均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列。就是说，如果当事人对政府机构的贸易管理决定不服的话，都可以最终上诉到法院。为了适应WTO关于司法审查的要求，我国已经在2000年《专利法》的修改中取消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行政终局裁决权。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仅保留了商标评审的行政终局裁决权。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抽象行政行为如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不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内。但在入世以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以下的行政规定就有可能会受到司法审查，不过这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属于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第二，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等是涉及WTO有关规定的。

　　总的来说，加入WTO给中国一个机会，可以重新讨论如何健全行政诉讼制度的问题，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有可能是一个思路。

　　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

　　WTO的各项协定、协议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市场导向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通过贸易自由化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增长。这就要求成员国家政府按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取消对企业的补贴和不合理的政府支持措施，尽可能减少乃至取消行政干预；保护知识产权，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履行透明度义务，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公布有关的法规规章，等等。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政府的机构、职能和管理方式都会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这将促进我国政府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各级政府的各种行政管理行为也将进一步规范化。

　　加入WTO后，规制政府行为的行政法体系将进一步发展，比如我国正在制定的《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行政强制法》，即将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其中，《行政许可法》是对行政管理经济活动的革命性的改革，将大幅度降低政府管制的程度。政府管理经济的方法之一，是由当事人申请政府予以同意或许可而从事某种活动，但什么条件下政府可以设置某种许可、不能设置某种许可和怎样实施许可，缺乏统一的规范。《行政许可法》对许可设置的条件、原则和程序作出统一规定，将使行政审批大大减少，这对于推进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WTO拒绝地方保护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20年里，向全球打开了大门，但是国内经济却因无所不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而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地方保护主义会在中国加入WTO后，成为我们与世界发生摩擦的一个“导火索”。这是因为，WTO在有关商品、服务和资本运作的规定上要求，成员国必须确保其整个领土范围的市场准入。如果地方保护主义使来自其他成员国的产品、服务受到了歧视性待遇，将给国家和中央政府带来很大的法律麻烦，因为歧视待遇不管来自哪一级地方政府，在法律上都将被视为中央政府的行为，保证统一实施的责任在法律上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的。

　　入世之后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对于落实我国对外承诺、保证WTO规则统一实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对外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和其他需要全国统一管理的事项方面，如证券管理。今年4月，国务院颁布行政指令“严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中央政府决定的事情和承诺的事项以及需要全国各地都要执行的事项，一定要以法律的方式统一落实下去，各地不能各行其是。

　　日前，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已提出两项实质性建议：第一项是改革财政制度，使地方官员不从地方国有企业直接征收税款，这将切断他们保护那些企业的动力。另一项建议是不再将地方干部的提升与他们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挂钩，这将有助于削弱地方干部通过市场壁垒促进地方生产的动机。司法改革也可以发挥作用，法律专家提出的一个改革建议是：通过类似于美国宪法中关于州际商业条款的法律条文。州际商业条款使美国联邦政府有权取消州政府设置保护主义壁垒的行为；另一个建议是，地方政府不再参与遴选和管理法官。

　　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取消那些特权和壁垒的政治动力，才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发展潜能。


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分析

韩宏伟


【内容提要】 亚文化是一种对抗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青少年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亚文化通过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熏染，诱导了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发生。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的表现特征和深层次原因及影响将有助于科学有效地预防和矫治青少年犯罪的发生。
【关 键 词】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主文化

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常常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环境阴暗面的衍生物。社会环境是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它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作用。而在社会环境诸因素中，亚文化作为一种最活跃的因素，常常与青少年犯罪密切相联。亚文化一词最早被提出在1886年，亚文化（subculture,又译为“次文化”或“副文化”）是一种既包含主流文化又具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文化。subculture一词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1）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本来含义；（2）由奉行这些不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人组成的社会群体，这是subculture一词的派生含义。① 亚文化直接对抗于社会主文化，加之青少年对其的极大倾向性，使青少年的社会化方向严重偏离，致使其违法犯罪行为频频发生。因此，对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深入分析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表现特征及功能
青少年犯罪所表现出的亚文化是通过青少年犯罪亚群体在犯罪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一体信奉和遵循的与主文化相对抗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及其现象的综合体。② 亚文化和犯罪同步产生与发展，其反映出犯罪亚群体自我认同的需要及其客观上具有自卫功能的属性。青少年在欲望受挫和理智失控的条件下，表现出犯罪亚文化独特的特征及外在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青少年犯罪的亚文化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 叛逆性与反社会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叛逆性，是指其通过非社会性和非群体性所表现出来的抵制、否定和对抗社会主文化的倾向与态度。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属于社会文化中的一小部分，是为满足、适应青少年犯罪及其主体的需要而产生、发展并被信奉和遵循的；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及其亚文化群体正是庇荫于亚文化才得以实现和维系的，即亚文化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供支持的价值平台。因此，就其社会价值倾向而言，亚文化始终偏离并对抗于社会主文化，也正是对社会主文化的抵制、反抗和否定，成为它招募成员、发挥对犯罪所要凸现的价值取向的标识作用，而且成为对青少年犯罪起驱动作用的根本原因。通常表现为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为亚文化所否定和诋毁。亚文化在青少年亚群体中赢得合理性与自我肯定的同时，表现出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性。正因为这一特征，诱导出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反社会功能，即鼓动、驱使青少年亚群体对抗和否定社会主文化所构建的行为规则和价值规范。
（二） 扭曲性与自卫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扭曲性，是指其相对于健康的人类情感、理性而为的病态性叛逆倾向与畸异形态。青少年犯罪亚文化常常反映出其群体的歪曲的心理欲求及气质倾向，使青少年犯罪群体在其庇护下以一种变态的心理去抵制、抗拒社会主文化。并避免了因惩罚或舆论所可能造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冲突和人格分裂，而在其心理上赋予一定的慰籍功能，从而也赋予其心理上的自卫功能。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群体的犯罪结构、犯罪技术、犯罪语言等亚文化因素，其实是青少年罪犯适应环境、应对挑战、便利犯罪、逃避惩罚而有意识构建或自然形成的自我生存状态。其保证青少年犯罪群体在“理论上”的安全，从而在客观上也赋予其“心理上”的自卫功能。
（三） 集合性与同化功能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的集合性是指其对青少年犯罪群体及其活动所具有的召唤作用和聚集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观察，犯罪亚文化是罪犯的欲求、心态和本性的自然、真实流露，给罪犯的欲求、情感以寄托和补偿的对象与可能。③ 青少年犯罪群体的“团伙意识”和“同类意识”反映出其与生俱来的“同病相怜”的亚文化价值观，其在获得集体认同感与心理归属感的同时，不但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青少年犯罪群体在一致对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和利益纽带。这种文化链条促使青少年犯罪群体集合在一起。而在其内部，由于亚文化的诱导作用，加之青少年对亚文化的极大倾向性，使得亚文化在青少年犯罪群体中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功能。亚文化诱导青少年犯罪能力的强化，反映出社会主文化控制力的弱化。同时，亚文化的非标准性给青少年一种刺激性和挑战性，使具有叛逆倾向的青少年去积极实践亚文化中的犯罪因素。
亚文化产生在一定的社会主文化背景下，自身的表现特征和功能所反映出的叛逆性与反社会功能，其实是将主文化中具有强烈悖论性质的方面，进行恶性放大而已。④ 青少年生理发展相对较快与心理发展相对较慢的矛盾，致使亚文化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探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成为重中之重。

二、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产生的原因
人作为文化的动物，包括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文化的产物。一定的社会包含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一定的犯罪行为及其特征；一定的犯罪现象及其特征总是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并反映出该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青少年犯罪亚文化所反映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表现出青少年犯罪中具有的内在根源。
（一） 社会结构的转型为亚文化提供理论平台和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并且具有连续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单一性，这种文化上的垄断根本不容亚文化的存在。社会结构的封闭性使主文化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亚文化无生存的土壤和社会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不断多元化，人们在利益分配机制与文化认识层面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而形成多元化的结构群体。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逐渐解冻，使得社会主文化压制下的亚文化得以复苏。亚文化的不断涌现和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个性主义对社会主文化的叛逆和抵制。而且，在社会主文化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念压制下的具有叛逆色彩的亚文化，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逐渐占领着主文化的阵地。文化结构的转型，表现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形成某些文化的冲突现象，从而使人们在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选择上缺乏统一性，甚至迷失方向，进而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利益价值结构的转型中，反映个人利益倾向的亚文化价值观得到一些亚文化群体的赞同和支持，这种倾向构成对主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不断的挑战，即孕育出不断的违法犯罪行为。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青少年，由于社会化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在亚文化的熏染下产生犯罪。
（二） 主文化价值观判断方向的偏离和模糊性，为亚文化的传播提供便利条件。
青少年在选择主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时，基于认识能力的限制，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而这种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结构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青少年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比较统一。而当社会处于急速的变迁中时，面对社会形态的变化，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能做出及时的调整。其既没有有力的支持社会的进步现象，也没有快速的批判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价值观判断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至于出现多重性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此同时，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的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犯罪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了其行为的不断发生，同时也为亚文化的传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 社会结构转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心理失衡与同一利益群体的心理互动，为亚文化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都凸现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倾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被压抑的个人利益倾向逐渐得到社会的合理化认同，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竞争场中，合法合理的竞争体现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规范和行为要求。而当个人利益通过主文化的竞争场无法满足时，便会寻求一种违法犯罪的竞争场去实现。这种竞争场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诱惑力，通过违法犯罪手段获取利益欲求成为青少年的参照标准。然而，社会财富及获取财富的合法途径毕竟是有限的，利益欲求与实现途径的现实矛盾，使社会群体感到致富机会的不均等、财富分配的不均衡。相同的境遇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互动和共鸣，通过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不断影响以及亚文化对此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构成犯罪亚文化的特殊整合。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三、 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主文化以社会之最高理念为其特殊的文化底蕴，通常与基本国情密切相联，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亚文化在价值定位、行为规范等方面与主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其不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因而较容易为青少年所接受。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犯罪是在亚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
（一） 亚文化的熏染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起阻碍作用，诱导青少年社会化的失败及其犯罪行为的发生。
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选择将知识、技能、社会文化、价值、法律、道德、规范、角色等内化的过程。⑤ 即人获得社会性的过程。社会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在于，（1）对青少年身体的健康成长及其文化和技能的学习；（2）对青少年传授社会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在社会化过程中，青少年只有适应并遵从主文化的价值倾向，才能实现从人之动物性向社会性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如果社会的价值规范、行为体系处于比较完善的文化环境中，那么青少年的社会化相对比较成功。然而，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腐败的社会现象、暴力的文化倾向等问题屡屡出现，社会主文化对此缺乏有力的批判和有效的遏制。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使得青少年对主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产生质疑，甚至逆反心理，从而导致主文化对青少年社会化作用的弱化。相反，青少年对符合自己利益欲求的亚文化产生兴趣，逐渐成为其遵从者和实践者。使青少年的人格社会化偏离正常的轨迹，形成扭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反社会的人格倾向往往成为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前奏，以至出现青少年亚文化的犯罪群体。
（二） 亚文化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合理化解释，为青少年犯罪提供理论平台和参照标准。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亚文化为违法犯罪行为和越轨行为提供理论上的价值观支持与行为规范的参照标准。亚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对主文化的直接对抗，从而使与社会主文化相悖的行为在亚文化的场内合理化、合法化。这样不仅能够减轻、淡化主文化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在犯罪青少年心理上的恐慌和压力，甚至还能够消除其违法犯罪之后的罪恶感，助长其违法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发生。以青少年性犯罪为例，性主文化倡导合法、自愿、平等的价值观；而性亚文化鼓吹欲望发泄和感官刺激的纵欲与淫乐的价值观。尽管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⑥ 但是弗洛伊德提出“自我要在本我和超我的较量中战胜本我”。青少年性欲望的放纵，在很大程度上是性亚文化的引诱所致。因为青少年在性亚文化的影响下，自身的动物本能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实现时，便会寻求非正常渠道，这种非正常渠道很可能导致性犯罪的发生。而这种性犯罪的行为模式正是性亚文化所宣扬和倡导的。
（三） 亚文化的熏染性，导致形成青少年亚文化犯罪群体，使青少年犯罪趋向严重化和团伙化。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与组合，使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一些社会成员特别是成熟阶段的青少年，在经历利益欲求实现的挫折与失败之后，会有一种“同病相怜”的境遇和心理感受。由于亚文化的熏染，加之共同欲求的撮合，很快就会形成青少年亚文化群体。而此群体挑战社会主文化的实践，也就形成了青少年亚文化犯罪群体。青少年犯罪以群体的力量，以违法犯罪的行为方式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其群体成员在相互的同化心理作用支配下，更加强化了对亚文化的认同和内化。使群体成员的犯罪意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无理论到有理论。由于亚文化在其群体内的不断传播，使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失去了法律上的罪恶感和道德上的自律感，从而使青少年犯罪的危害性不断加剧，青少年犯罪也朝着严重化和团伙化的方向发展。

四、 结语
青少年犯罪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社会主文化背道而驰，其性质决定了在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上具有的逆悖性及反社会功能。青少年基于其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加之亚文化非规范性、非标准性的诱惑功能，使其成为“犯罪倾向最严重的年龄组”。⑦ 因此，深入分析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更好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将有很大裨益。


注释：
①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2页。
② 许章润：《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③ 同②，第239页。
④ 同②，第240页。
⑤ 解玉敏：《社会变迁中不良亚文化产生的原因及其与犯罪关系的思考》，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1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卷，第110页。
⑦ 参见《联合国预防犯罪领域活动概况及有关文件选编》，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