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论析
[内容提要]关于如何理解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涵义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文章阐述了争议产生的缘由并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思路，主张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应当采纳“利用处分说”，以更有效地打击金融诈骗犯罪。
[关键词]金融诈骗 非法占有目的 利用处分说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犯罪是指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至二百条规定的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自刑法修订以来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议焦点集中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以及对“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理解等两个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尽管法律条文中只有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其他金融诈骗犯罪没有此种目的的规定，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主张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的看法，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1]而后一个问题，由于学者对“非法占有”理解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司法实践在证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比如，行为人用欺骗手段获取金融机构资金后任意支配使用，其目的是非法占用还是非法所有；刑法中“非法占有”是否包括非法占用的行为方式，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由于受到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特征的影响，致使法院在审理金融诈骗犯罪时面对控辩双方对法律的理解分歧巨大、对抗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准确判决，以致有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却因行为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被认为不齐备），司法机关只能以不构成犯罪、不符合起诉条件处理或宣告其无罪，放纵了犯罪分子。因而，分析我国当前金融诈骗犯罪的现实情况，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界定我国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观点论争及缘起
（一）观点的论争
在我国，关于“非法占有”的内涵众说纷纭，主要有“排除权利说”、“利用处分说”、“非法控制说”以及“非法获利说”等，其中对刑事司法影响较大的是“排除权利说”和“利用处分说”。
1、排除权利说（或称非法所有说）。该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者行使所有权的内容，由行为人自己作为财物所有者而行动的意思。台湾学者赵琛认为：“意图不法所有，指欲不法领得其物，排除他人对物之监督权，而行使其所有权内容之意思而言，换言之，行为人之主观上有于法律上取得所有权之故意。”[2]在大陆，刑法教科书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释为“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3]这也是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据主流的观点。
2、利用处分说。该说认为借鉴民法上的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划分，刑法上的所谓非法占有就是指上述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具体而言，就是按照财物经济的用法利用、处分的意思。持该说的论者认为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既可以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也可以是通过非法控制以骗用、获取其他不法利益。
（二）争议的缘起
原因之一：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罪关系之争
一般认为，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的，但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各有不同的主张。
持普通诈骗犯罪与金融诈骗犯罪包容关系的论者认为，随着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人们对诈骗行为方式的认识也日趋深入，在97年刑法修订时，除将1979年刑法中诈骗罪（在新修订的刑法中，为与其他诈骗犯罪区别，学界称之为普通诈骗犯罪）继续保留之外，还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用专门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犯罪8个罪名以及以及在第24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这种立法方式可称之为成为“堵截型立法”，即对于某种多发性且在行为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犯罪，立法者尽可能明确而详尽地列举其某种具体的犯罪构成，以涵盖那些已明确列举的具体犯罪构成以外的其他需要予以刑法规制的行为。由此分析，该论者主张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犯罪与其他条文所规定的各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犯罪之间并非平等并列的关系，而是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普通法条和特别法条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具有明显的包容关系。由于在刑法理论中，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含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基于此，该论者认为金融犯罪作为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别犯罪，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4]
但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主张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并列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并非仅仅因为其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所致，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诈骗犯罪而要保护的客体与普通诈骗犯罪的差异，金融诈骗犯罪保护的客体主要是国家金融运行秩序的安全。在亲眼目睹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沉重打击后，世界各国普遍强化了本国在金融领域的安全措施，在经济上将刑法上的防御战线往前推移的已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修订刑法的，因此，金融诈骗犯罪侵犯的客体自然不能为普通诈骗之构成拘束之。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那些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明显的非法所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
原因之二：“占有”的内涵之争
在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犯罪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决定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划分。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上，传统观点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中的“占有”与民法上作为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是不能等同起来的，民法意义上的“占有”仅仅是指对物的直接控制，而刑法意义上的所谓非法占有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持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简言之，就是行为人意图获得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但也有学者提出，基于法制统一原则，刑法中的“占有”应与民法中的“占有”为同一概念，其外延也应当相同。他们并以我国刑法规定予以论证，指出刑法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中第三项规定了“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在实践中行为人主观意图无论是“非法所有”还是“非法占用”都构成信用证诈骗罪。[5]
笔者认为，以上争论不仅反映出学界对金融诈骗犯罪理解的差异（如对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究竟是包容关系还是并列关系以及金融诈骗犯罪侧重保护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还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困惑），而且也折射出主张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的思维与主张金融欺诈行为犯罪化观点的冲突。
三、司法实践的做法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的金融诈骗案件因为认识上的分歧不能定罪或随意定罪的现象屡屡发生。由于拘泥于对“非法占有目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解，要求诉讼中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其结果无非只能是以行为人的行为推定其主观目的，抑或罪与非罪取决于行为人“运气”的好坏，导致判定犯罪失去了客观标准。[6]为此，最高审判机关尝试采用司法推定方法，通过列举若干行为表现方式以此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早在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就有提及，将行为人具有下列行为的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致使集资款违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2000年9月长沙会议形成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肯定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基础上，列举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几种情形，据此，实务部门的专家将其细化为以下十一种：（1）以支付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空，归还债务的；（3）将至今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7）携带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金用于亏损或不盈利的生产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的行为。
学界对上述规定评价褒贬兼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应当说，这些情形对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是非常关键的，其认定的标准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中，我们又不能不怀疑其公正性，抛开司法存在的种种腐败现象，仅就我国当今司法人员素质的整体不高，学界对此类犯罪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纪要’极可能导致法官们在审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只注意那些教条化的客观事实，而忽视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考察和判断。”[7]我们认为，学界的担忧是客观、实事求是的，它向司法部门提出了关于如何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难题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分析“纪要”的内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上述规定中看出行为人主观上意图获得财物所有权的情形有之，行为人欲非法占用财物以获得财产上的利益的情形亦有之。比如，“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就不一定具有“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主观目的，如走私犯为大规模走私向银行骗贷，其走私成功后，即将贷款悉数归还，其并不想将银行资金据为己有，而只是非法的控制、使用。按照这种分析，上述十一种情形中，至少第（1）、（2）、（5）、（6）、（10）、（11）的规定金融诈骗犯罪行为表现中包含了行为人非法占用的主观目的。
四、解决的思路
我们认为，要解决金融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内涵的争议，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延展思维向度：
一是以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即目的犯模式来套用金融诈骗犯罪已经无法满足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
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主要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维护市场交易以外的财产的安全，而并非以整个社会市场交易安全为保护对象。而金融诈骗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却与此不同，它以保护国家金融秩序交易安全为己任。如果我们可以将法律对权利主体市场交易外个人所有的财产安全的保护，看作是法律对“静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的话；那么市场主体的交易安全的保护，就可以看作是法律对“动态”财产权利的保护。由此，我们认为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犯罪承担着保护权利人“静态”财产权利的任务，而金融诈骗犯罪则主要起着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功能。对此，从现时域外立法的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一特征，以贷款诈骗罪为例，英美法系国家对贷款诈骗罪的处罚并不限于不法所有的情形，实际上行为人既可以是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也可以是骗取财产上的利益。在英国，刑法理论认为，当用欺诈手段获得一笔贷款时，贷款诈骗罪即已成立，因为在这笔交易中，所贷出的钱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借款人的手中，尽管借款人以后可能偿还这笔贷款，但犯罪已经成立。[8]无独有偶，大陆法系国家通说也认为，当行为人是骗取财产三的利益时，不要求主观上具有不法所有的意图，仍然成立诈骗犯罪。[9]
因而，我们认为随着我国金融活动的日益频繁，对社会的影响日渐重要，与此相适应，法律不再仅仅是从侵权法角度关注交易结果的公平性，而应当更加注重从法律行为制度上亦即交易过程上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在此指导下，刑法理论理应突破原有传统观念的束缚，考虑刑法在经济方面的防御战线往前推进，以有效遏制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不能认为普通诈骗之犯罪构成“放之四海而皆准”。
关于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之间的关系而言，存在包容关系论和并列关系论之争（上文已有阐述）。我们认为就立法先后而言，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其基本特征自然应与普通诈骗犯罪相似；但来源于普通诈骗犯罪并非意味着与其完全等同，事实上，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普通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是因为其侵犯的客体、行为方式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具体来说，行为人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10]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应当采纳“利用处分说”，理由在于：第一，行为人以非法获得公私财产所有权为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符合金融诈骗犯罪构成，同样的，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金融欺诈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金融诈骗犯罪中极少有行为人赤裸裸地将金融资金直接据为己有，多数是通过所谓的违规融资、资金周转等借口为之。如果固执坚持必须证明行为具有非法所有的主观目的，其后果无非有二：要么某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因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认为不齐备）而放纵犯罪者；要么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与理论主张相悖的判例。[11] 为此，已经有学者指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客观表现也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不法利益。[12]第二，是适应有效应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金融诈骗犯罪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犯罪类型，自1995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犯罪案件上升的幅度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上升的幅度，成为重大案件唯一只增不减、有起无落的犯罪类型。[13]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逐步开放银行、证券、外汇等市场，面临新旧体制的转轨，这些领域往往因为制度不够健全、操作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能及时适应新金融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受到金融诈骗犯罪的侵害，为此，更需要刑法的体系为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编织起一张严密的法网。在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要件中采纳“非法占有说”，不仅有利于预防、打击金融诈骗犯罪，而且还有利于及时挽回经济损失，维护国家金融领域的安全。第三，当前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领域内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和重要，而作为我国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规范也不可能固步自封，而应当密切注意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近年来，为了适应对经济犯罪作出积极反映，提升刑法在抗制经济犯罪效能的需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金融诈骗犯罪立法规定中，不仅将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打击，而且对包括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也列为犯罪予以制裁。对此，我国刑事立法应当跟踪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新的发展趋势，完善立法、加强司法，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安全，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10] 同[5]。
[11] 宣东：“牟其中案的法理分析”，载《法制日报》，2000年8月27日。
[12] 高憬宏：“审理金融犯罪案件若干问题??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综述”，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11期。
[13] 邓正刚：《穿越时空的较量》，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作者：刘源 刘晓金 刘志刚
联系地址：高安市人民法院
邮编：330800
电话：0795-5284127
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征地补偿安置条例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9年6月25日长沙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99年8月3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征地补偿安置管理，保障征地工作顺利进行，保护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征地补偿安置适用本条例，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征地补偿安置，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包括其他合法使用集体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下同）进行补偿安置的行为。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辖区范围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县（市）范围内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但是需要由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除外。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征地工作的领导，有关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街道办事处（场）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支持、配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对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给予补偿安置。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应当服从国家征地的需要，不得阻挠征地工作。
第六条 除国家征地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征地活动。
第七条 在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八条 征用土地方案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拟订。征用土地方案经依法批准后，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依据、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地点和期限
等，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场、街道）和村、组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 自征用土地公告发布之日起，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不得在征地范围内抢栽、抢种农作物和改变土地用途。抢栽、抢种的农作物不予补偿，改变土地用途的按改变前的土地用途予以补偿。
第十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在发布征用土地公告的同时，应当书面通知公安、工商行政、规划等有关部门，在征地期限内暂停办理户口迁入、分户，发放营业执照，房屋改建扩建、抵押、租赁、买卖等有关手续。
在征地期限内，因出生、婚嫁和军人复员退伍等确需入户或者分户的，应当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由公安机关办理。
第十一条 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公告指定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被征用土地上有建（构）筑物的，还应提供有关建（构）筑物的合法证件。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征地工作
人员到现场调查核实。
第十二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其内容包括：征地拆迁数量、补偿依据、补偿费用数额、农业人员安置方式以及房屋安置方式、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实施的步骤和期限等。
第十三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拟订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场、街道）和村、组予以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被征地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听取农民意见的工作。
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拟订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以及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一并上报市、县（市）人民政府。
第十四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批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场、街道）和村、组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第十五条 对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
第十六条 征地补偿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三个月内全额支付。拒不领取征地补偿费用的，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同意，可以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被征地方的名义将其征地补偿费用予以专户储存。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规定的期限内拆迁腾地。
第十七条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及时支付属于被征地农民的有关费用，并将征地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
禁止侵占、挪用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用以及其他有关费用。
第十八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征地补偿安置工作中，必须出示有关证件，秉公执法。
第三章 征地补偿
第十九条 征用土地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第二十条 土地补偿费按下列规定支付：
（一）征用水田、旱地、专业菜地、专业鱼池，按该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六至十倍补偿。
（二）征用果园、茶园，按该土地邻近水田补偿标准补偿；征用其他经济林地，按该土地邻近水田补偿标准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补偿。
（三）征用用材林地，按该土地邻近水田补偿标准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补偿；征用荒山、荒地按邻近水田补偿标准的百分之二十补偿。
（四）征用水塘、渠、坝等农田水利用地，按邻近水田补偿标准补偿；征用水库按邻近水田补偿标准的百分之六十补偿。
（五）征用道路，按被征用道路的邻近土地类别补偿标准给予补偿。
第二十一条 安置补助费按下列规定支付：
（一）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四至六倍。
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用专业鱼池的，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二）征用果园、茶园的安置补助费，按该土地邻近水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四至六倍补助。征用其他经济林地按该土地邻近水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四至六倍的百分之七十补助。
（三）征用用材林地的安置补助费，按该土地邻近水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四至六倍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补助。征用荒山、荒地不支付安置补助费。
（四）征用水塘、渠、坝等农田水利用地的安置补助费，按征用邻近水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四至六倍补助。征用水库的安置补助费，按征用邻近水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四至六倍的百分之六十补助。
（五）征用道路，需要易地重修的，按被征用道路的邻近土地类别的补助标准给予补助；不需要易地重修的，不支付安置补助费。
第二十二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市、县（市）人民政府审查，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用土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三十倍。
第二十三条 青苗及其他补偿费按下列规定支付：
（一）青苗（包括各类蔬菜、稻谷、麦、薯类作物等），生长期不到一年的按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百分之五十补偿，生长期在一年以上的按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补偿。
（二）成鱼，按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补偿；鱼苗、鱼种，按邻近专业鱼池类别年产值标准的一点二倍补偿；征用范围外的专业鱼池因施工必须干池停产的，按专业鱼池类别年产值标准及停产时间计算补偿停产费；降低蓄水深度施工的，适当予以补偿。
（三）苗木花卉、经济林木，按邻近水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结合已栽培年限予以补偿；人造用材林木，按邻近水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百分之五十结合已栽培年限予以补偿，但是，最高补偿年限不得超过四年；非人造林木按邻近水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标准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
之一百予以补偿；零星林木，折合成公顷予以补偿；盆栽的只补偿搬运费。补偿后的林木，由被征地方在规定的拆迁腾地期限内处理；逾期未处理的，归征地方所有。征地方需要保留的林木，另行按材积进行补偿。
第二十四条 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其房屋产权、面积、结构、使用性质、建筑年限的认定，均以征用土地公告前土地使用权证和其他合法证件为依据。
第二十五条 拆除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按合法建筑面积和建筑结构的重置价格剔除残值后的标准予以补偿；征地方需要保留的房屋按合法建筑面积和建筑结构的重置价格标准予以补偿；对被拆除房屋原有的装饰装修，按有关标准另行补偿。
拆除违法违章建筑和有关合法证件注明国家建设需要时无条件拆除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的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按建筑结构的重置价格剔除残值后的标准结合剩余使用年限予以补偿。
第二十六条 征用乡（镇）、村建设用地，按合法用地面积和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予以补偿。
第二十七条 征用范围内不能搬迁的生产、生活设施或者需要易地修建水塘、水库的，按原结构和工程量以及规定的标准补偿；生产、生活设施废弃不用的，不予补偿。
第二十八条 拆迁电力、电讯、给排水、燃气等设施，按国家有关规定核实补偿；废弃不用的，不予补偿。
第二十九条 因国家建设需要收回借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耕种的国有土地，应区别不同情况，适当给予补偿。收回1986年12月31日以前被借用的国有土地，除对青苗和生产设施进行补偿外，还应按安置补助费标准的百分之五十进行安置补助；收回1986年12月31日以后
被借用的国有土地，只对青苗和生产设施进行补偿。原签订了借地协议的，按协议履行。
第三十条 经批准临时使用农用地的，土地使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临时用地的土地类别平均年产值标准逐年补偿，土地上的青苗和附着物，按本条例的规定补偿。临时使用土地期满后造成土地破坏的，土地使用者应当负责复垦；没有
条件复垦的，应当支付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
第三十一条 征用土地范围内坟墓的迁移应当发布公告，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应当补助的，按规定标准给予补助。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坟墓由墓主自行迁移；逾期未迁移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二条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征用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归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第三十四条 耕地被征用后，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省对农业税核减的有关规定，通知有关部门及时办理农业税的核减手续。
第三十五条 国家和省对征地补偿费用的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章 征地安置
第三十六条 征用土地后，需要安置的人员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使用。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采取整理土地、开垦耕地、调整土地、留用土地、兴办企业、建立征地安置专项资金等方式予以安置。
采取留用土地安置的，由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批准的建设用地指标和规划要求留出生产、生活用地，利用所留土地和征地补偿费用统一安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对于留用的土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依法办理有关用地、报建手续。
第三十七条 征用土地后，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其他单位安置的，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
第三十八条 征用土地后，需要安置的人员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可以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被安置人员应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
第三十九条 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用于因征用土地而引起的需要安置人员的安置，不得挪作他用。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安置补助费使用情况的监督。
第四十条 被拆迁的房屋需要重建的，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
依据城市规划重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规定的标准安排用地指标，并将建设用地补偿费用核算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重建用地的规划设计、用地和报建手续、补偿安置、基础设施施工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房屋基础设施施工后
，可以实行统一建设，也可以由农民自行建设。
依据村庄和集镇规划重建的，市、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重建用地土地类别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重建地补偿安置后，可以实行统一建设，也可以由农民自行建设。
农民房屋的重建用地按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补偿后，原宅基地与重建用地面积相等的部分不再进行补偿。原宅基地大于重建用地面积的部分和不需易地重建的宅基地按邻近土地类别年产值标准补偿土地补偿费，不补助安置补助费。
第四十一条 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有两处以上宅基地的农户，被拆除一处，他处宅基地已达到规定用地面积标准的，不再划地重建。
第四十二条 拆除房屋的搬迁补助费，按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和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助；涉及生产设备搬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另行支付拆卸、搬运、安装费用。需要过渡的，付给两次搬迁补助费。
第四十三条 农民住宅房屋重建的过渡补助期限不得超过九个月，乡（镇）、村建设用地单位的房屋重建的过渡补助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其过渡补助费按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和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助。
第四十四条 拆迁未满租赁期限的房屋，租赁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拆迁腾地期限内变更或解除租赁关系。房屋出租人应将属于承租人的生产、生活设施补偿费和搬迁补助费支付给承租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进行征地活动的，一律无效；已开发建设的，按照非法转让土地处理。
第四十六条 侵占、挪用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被征地方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迁腾地；逾期不拆迁腾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 阻碍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条例中各类土地年产值标准、房屋补偿标准、建设用地补偿标准、土地复垦费标准、生产和生活设施补偿标准、坟墓迁移补助标准、搬家补助费标准、过渡补助费标准、留用土地指标等，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十一条 国家建设使用国有农用地和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集体所有土地的补偿安置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经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
1999年8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