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发《惠州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的通知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
印发《惠州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的通知
惠府〔2007〕19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惠州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惠州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惠州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明确消防安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5号）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三条 消防安全责任制实行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并重的原则。
第四条 本规定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市和县、区公安消防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直属部门（含中央、省垂直部门）和单位（含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对消防安全工作负全面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及直属部门和单位分管消防安全工作的负责人是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消防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单位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岗位的消防安全负直接责任。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消防安全责任制；
（二）宣传、贯彻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监督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依法履行消防工作职责；
（三）落实城市消防规划的有关要求，将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讯、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实施，建设和维护城镇公共消防基础设施；
（四）把消防业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增加，建立完备的消防经费保障体系；
（五）按照“现役为主、多种力量、多策并举、综合治理”的工作思路，全面加强专职、义务消防队伍、合同制消防员等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
（六）研究、部署本地区消防工作，协调解决消防安全重大问题，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向社会公示重大火灾隐患；
（七）大力推动消防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将消防教育列入国民教育计划，加强公众防火、灭火、自救逃生等消防安全常识教育培训，提高公民的消防安全素质；
（八）建立本行政区域重、特大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机制，组织重、特大火灾事故的扑救和善后处理；
（九）依法组织和协调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责任追究工作，公正、客观地向社会发布火灾的有关信息；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成立消防安全委员会。消防安全委员会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消防安全工作的综合、协调和指导。
第七条 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组织制定本部门消防安全工作制度，落实上级有关消防安全工作的部署；
（二）协调解决消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和检查；
（三）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整改火灾隐患；
（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组织交流消防安全工作经验；
（五）协助公安消防机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和火灾事故调查；
（六）履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第八条 各级公安消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组织开展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消防知识的宣传教育；
（二）实施消防行政许可，受理群众举报、投诉；
（三）开展消防监督检查，责令整改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
（四）对专职和义务消防队进行业务指导，对消防岗位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五）严格执行执勤备战制度，接到报警后，及时赶赴火场，救助遇险人员，组织灭火，排除险情；
（六）负责火灾事故调查工作；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第九条 公安派出所负责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居民委员会（社区）、村民委员会的消防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下列消防工作职责：
（一）组织开展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消防知识的宣传教育；
（二）建立消防监督工作档案，督促辖区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依法申报备案；
（三）开展消防监督检查，受理群众举报，责令整改消防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报请公安消防机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四）在辖区内发生火灾时，应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参与组织火灾扑救，维护火场秩序，协助公安消防机构做好火灾事故的现场保护和调查处理工作；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公安派出所在主管公安机关领导下实施消防监督工作，业务上接受当地公安消防机构的指导和检查。
第十条 各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制定并落实消防安全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明确、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三）依法设立专职、义务消防队，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四）按规定配备消防器材、设施，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定期组织检验、检修，保证完好有效；
（五）设置符合规定的安全疏散指示标志、火灾事故照明设施，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消防知识培训，提高员工的防火自救能力；
（七）进行经常性防火检查、巡查，做好记录，及时制止、纠正消防违法行为，消除火灾隐患；
（八）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消防档案；
（九）发生火灾时，立即报警，组织处置初起火灾，疏散人员，保护火灾现场，协助公安消防机构扑灭火灾和开展火灾事故调查；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
居民住宅区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前款有关规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做好住宅区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十一条 实行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时，产权单位应当提供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建筑物。当事人在订立的合同中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未在合同中明确的，消防安全责任由承包、租赁或者受委托经营、管理者承担。
两个以上产权单位和使用单位的建筑物，各产权单位、使用单位对消防车通道、涉及公共消防安全的疏散设施和其他建筑消防设施应当明确管理责任，可以委托统一管理。
第十二条 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制定居（村）民防火公约，健全消防安全制度，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消防安全和家庭防火知识宣传教育；
（二）对住宅小区、楼（院）及其有关公共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督促纠正消防违法行为；对拒不纠正的，及时报公安派出所依法查处；
（三）落实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登记、走访制度，加强消防安全教育，健全监护措施；
（四）保障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安全标志、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设施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五）发生火灾时，及时报警，组织疏散人员，组织群众或者义务消防组织扑救火灾。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公布一次本行政区域内存在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并通报整改结果；对整改难度大的重大火灾隐患要严格执行政府挂牌督办制度。
第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对公安消防机构依法报请的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的请示，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日内作出决定，并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处理停产停业、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第十五条 以下单位之间应当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明确消防安全责任：
（一）上级人民政府与下一级人民政府；
（二）人民政府与所属工作部门、派出机构；
（三）主管部门与直属单位；
（四）其他单位内部。
消防安全责任书应当由主要负责人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应当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责任范围、责任期限、目标任务、工作措施、考核和奖惩办法等内容。
第十六条 消防工作目标责任期满，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下一级人民政府、政府各部门和派出机构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的情况进行考评。考评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考评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消防安全责任制考评情况，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消防责任不落实、工作成绩较差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直属部门违反本规定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其给予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相关责任人，由本单位或监察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违反本规定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上级机关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其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 对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实的单位，按照国家和省有关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对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公安消防机构依据消防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对一年内发生重大火灾事故或者累计发生两起以上较大火灾事故，且对火灾事故的防范、发生、扑救、损失扩大、伤亡扩大负有领导责任或者有失职、渎职情形的所在县（区）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原载于《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中国期刊网文章编号1005-3558(2004)04-0041-03
试论仲裁诉讼化的利弊
（武汉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内容提要:本文对国际商事仲裁的诉讼化倾向进行了利弊分析,从仲裁的分析性质入手,以契约性第一位,司法性第二位的结论,得出仲裁诉讼化不利于仲裁的健康发展,只会沦为诉讼的简单翻版。再以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阐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
关键词： 仲裁诉讼化 意思自治 司法监督 仲裁员
国际商事仲裁日益诉讼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仲裁诉讼化”这个命题来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可谓褒贬不一。上世纪末，美国国会在对美国统一仲裁法案进行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仲裁实践，需要制定更多、更细致的仲裁法律及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实践；并且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诉讼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制度化、系统化的表现，也是法制规律的必然要求。 另一派则认为：试图用僵硬的条文来约束自由灵活的仲裁是徒劳的。相反只会抹杀掉仲裁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使得仲裁成为诉讼的简单翻版，丧失蓬勃生机。 那究竟仲裁诉讼化是好还是坏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就“仲裁诉讼化”而言，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从分析仲裁的性质入手来思考“仲裁诉讼化的利弊”这个问题，看究竟诉讼化是与其本质属性相符合还是相背离？仲裁具有不同于诉讼、ADR中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独特性质，关于仲裁性质问题理论界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主要有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或者具有司法性,或者认为仲裁兼具司法性和契约性，即混合论,第四种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自治说。四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裁的某种属性，但都失之偏颇或折中调和，均未抓住仲裁最本质属性。司法说肯定了国家法律对仲裁的监督与影响，却片面的扩大了这种监督，完全抹杀了仲裁产生发展的基石即当事人意思自治。持该理论的人定会肯定仲裁诉讼化，认为是其司法性所决定的。契约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否认国家对诉讼的任何作用。持该理论的人定会全面否认诉讼化，认为诉讼化的结果只会让仲裁丧失意思自治的本性。混合论试图折中调和前两种理论，但只是将二者简单相加，一样一半，也未能从整体上回答仲裁最本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持该理论的人面对仲裁诉讼化时只会不知所措，人云亦云。自治说基本上抓住了仲裁的本质性质，但又主张这种自治性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却也是不符和仲裁现实的。 我认为要想弄清仲裁性质，首先应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解决争议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诉讼之后，还要一个独立的仲裁制度存在呢？很显然，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诉讼，又比诉讼更具优点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法或制度，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逐渐创设了仲裁制度。这个仲裁具有但诉讼不具有的优点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因此仲裁首要的、第一位的属性是契约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施米托夫所说：“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 但现代仲裁又离不开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协助，如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等。因此仲裁又具有司法性，但它是辅助的、第二位的。所以我认为仲裁的性质是以契约性为主、司法性为辅的二者有机结合。据此再来分析“仲裁诉讼化的利弊”就很容易得出“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因为其颠倒了契约性与司法性的主次关系，过分张扬了仲裁的司法性而忽略了首要的契约性。
弄清了为何仲裁诉讼化是弊大于利，下面将以我国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给大家讲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方法。
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允许当事人在不背离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被称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94年《仲裁法》不但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并且在程序方面的规定繁琐又严格。比如根据第45条规定：“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并且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这一规定不仅排斥了仲裁活动中的其他质证方式，而且对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案件的形式制造了障碍，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推进程序的进行，造成了拖延。这都与仲裁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快捷的价值背道而驰，使我国仲裁程序在操作中缺乏一定灵活性，沦为诉讼的翻版。 “仲裁的契约性”使其与诉讼不同，当事人不仅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程序问题上亦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双重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特色，也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为使中国内地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仲裁中心，未来的仲裁法有必要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 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程序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即可。
二、仲裁协议形式要件过于僵化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不仅使仲裁庭取得合法的管辖权，也是裁决得到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仲裁产业化的发展，各国都本着“尽量使其有效”的思想，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仅限于书面性，而没有其他要求。 素以对待仲裁严格著称的英国，96年《仲裁法案》也只要求“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或经书面证实即可”。但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形式要件，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样过分的约束，使许多当事人本有意愿将纠纷提交仲裁但因非关键性内容的欠缺而导致无效，而且实践中争议发生后再来补充协议的可能性极小。既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又违背了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最初意愿。作为《纽约公约》的参加国，我国应执行公约第2条的规定，更好的与国际惯常做法一致。
三、只承认机构仲裁，完全否认了临时仲裁和友好仲裁
机构仲裁以其规范性、确定性是各类仲裁中与诉讼最为接近的一种；临时仲裁是几千年仲裁的较原始形态，保留了仲裁最原汁原味的风格与特性；友好仲裁起源于欧洲大陆，现在已得到普遍运用，其程序运作、法律适用更为宽松自由。三种仲裁类型各具特色，相得益彰。
如果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些大标的案件主要在常设仲裁机构审理的话，一些争议金额不大且当事人希望尽快了结的案件，特别是一些海事案件，通过自愿选择他们共同信任的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完毕即告解散的方式，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决。经济快捷的临时仲裁更受欢迎，其优势不容忽视。临时仲裁远远先于机构仲裁而存在，是商人自治、契约自由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完美、最具特色的表现，否定了它就等于折断了仲裁一只高飞的翅膀，变的僵硬机诫，蒙上了诉讼化的色彩。
中国的国内仲裁制度尚在转型期，但国际仲裁几乎同步于其他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享有一定声誉。而且国际仲裁人才的资源是各国共享的，人民法院在处理与国际仲裁的关系上也更加重视和相对正规。因此对于自主性较强的临时仲裁，可先考虑纳入国际仲裁制度中，使当事人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助于增强中国仲裁制度的活力与吸引力。
至于友好仲裁，则“与诉讼有霄壤之别”。友好仲裁意味着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允善良（ex aequo et bono）或衡平(aeguitas)观念，而不必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裁决。无疑法官是绝不能这样断案。事实上，国际仲裁界鲜有不承认友好仲裁的。承认友好仲裁，不但赋予当事人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仲裁庭也能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的束缚要小的多，使仲裁结果更加切实可行，合理公平，而不必刻意追求其“合法性”。因此我认为在我国仲裁制度中加入友好仲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又一表现。
四、仲裁员制度中的诉讼化问题
“有什么样的仲裁员就有什么样的仲裁。”仲裁员是整个仲裁的核心与灵魂。我国的仲裁员制度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带有明显的诉讼化倾向。①强制名册制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自由意志，类似诉讼当事人无法选择法官一样。本来施行名册制的目的是使当事人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选任仲裁员 ，但以CIETAC最新的仲裁员名册为例，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518名仲裁员，而1999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无法选择本国人作仲裁员。而且有些国家和地区被列入仲裁员名册的人数极少，甚至仅一个。这种迫使当事人无人可选的强制名册制完全违背了名册制的初衷。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强制名册制使仲裁员成为稀缺资源，成为一个带有神圣光圈的高雅头衔，许多法院的离退休法官甚至在职法官都想挤进这支队伍，以图名利双收。过多没经过仲裁专业培训的法官成为仲裁员，其固有的诉讼思维模式和经验很可能做出合乎法律但不切合商业实际的机诫的裁决，使得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摒弃强制名册制，采用推荐名册制势在必行。②驻会仲裁员制度所体现的程序诉讼化倾向有悖于仲裁的民间性。 专家断案是仲裁的又一特色优势，它甚至不要求仲裁员有法律教育背景，会计师、工程师、商界德高望众人士均可担当。就象杨良宜先生所说：“仲裁员并不是什么专业资格。” 而驻会仲裁员其半职业的特征，容易形成定式思维，导致诉讼化。“有些内部仲裁员的本职工作是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类似于法院的书记员，而当其被选任为仲裁员时就摇身一变成为裁判者。这种角色和功能的不停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诉讼化倾向。”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应在本机构受理的案件中担任仲裁员，或者出任当事人的代理人及顾问。
五、过度的司法监督只会使仲裁演变为另一个诉讼
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法院不干预仲裁；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仲裁；适度的司法监督。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绝对不能脱离法院的支持而独立存在。并且协助与支持仲裁的职能在不断加强，监督与审查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只不过实施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度与范围不同罢了。但是司法监督是否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过多的司法监督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 那样只会抹杀仲裁的民间性、高效灵活、一裁终局等等优势，使仲裁沦为法院的附庸。实际上成为仲裁“一审”，法院“二审”，这种“二审”既包括撤消仲裁裁决，也包括退回仲裁机构重新仲裁，还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这样下来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仲裁简便、快捷、经济的优势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当事人往往还要掉过头来重走诉讼之路。
大多数国家都尽力缩小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其缩小在程序问题上面，并且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申请而启动的。如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等等，仅有英美少数几个国家规定可以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但目前这些国家正在修改仲裁法，减少司法干预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 M.Schmitthoff）认为司法审查应只针对仲裁程序的“自然正义”，而不论裁决的“是非曲直”。
在我国，内国仲裁和涉外仲裁实行的是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对国内仲裁既审查程序又审查实体，对涉外仲裁只审查程序不审查实体。我认为，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对国内仲裁的实体问题审查应严格限制在“可仲裁性”以及“公共政策”两个方面，涉外仲裁虽不审查实体问题，但程序的司法监督仍存在干涉过严、过多的地方。例如，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仲裁法》第20条“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在该问题上法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与国际普遍采纳的管辖权/管辖权原则（自裁原则、自决原则）即“仲裁庭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背道而驰 。是法院过度干预仲裁的典型表现。
因此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本着支持与鼓励仲裁这一根本出发点，避免过度的法院干预造成的诉讼化倾向，“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司法干预对仲裁发展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在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与适当的司法干预之间寻求平衡。”
小结：纵观仲裁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六世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趋势，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认为仲裁并不排斥制度化，只是排斥按照诉讼模式和诉讼思维理念的制度化。按照诉讼的思维观念，套用诉讼的制度模式来推进仲裁的制度化，是不可取的，只会使仲裁一步步丧失生命力。我的观点就是：坚持制度化，反对诉讼化，“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必须在寻求制度化和避免诉讼化的悖论之间求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Thomas J. Stipanowich，Arbitration Expert Predicts 21st Century Trends, speeched at the ADR Section's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 on September 16, 1998.
2. 李双元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 （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贸易出版社出版，1993年
4. 寇立耘，中国仲裁员制度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意见，《仲裁与法律》2002年第6期
5. 汪祖兴：《浅谈仲裁公正性——兼论中国仲裁的监督机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4月第2期
6. 宋连斌，《比照适用抑或特别规定：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谈起》——2003中国国际私法年会安徽年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