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浅析在公安、司法实践中如何识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


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革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弊端，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前进和发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经济体制改革牵动了一系列经济体制内的改革,有的是强制性的,有的是与时俱进的。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是世人瞩目的。但随之而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如就销售模式的改变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数以百万计国有、集体、个私企业的问题。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种经济犯罪，证明犯罪主体身份时势必要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现笔者就公安、司法实践中如何识别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作一些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 销售主体的改变
销售模式其实是一种销售方式，是销售主体通过流通领域，运用销售方式销售商品的一种活动。其流程是：商品——流通领域——消费者；具体操作为：销售主体——商品——销售人员——营销方式——流通领域 〈市场〉——消费者。
计划经济下的销售主体主要是国有、集体企业和一些个体商贩。国有、集体企业占所有销售主体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其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其它居于次要地位。以前我们外出时通常能看到一些企业的名称前面都冠有“国营”两个字，连一些集体的饮食店、供销社也冠有“国营”的名称；在公安、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主体，很间单，没有任何异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进行了 经济体制的改革，到目前为止，确立了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十几年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了国有经济，同时也使许多国有企业改变了性质，采取了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帮助力度，初步建立和逐步规范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主要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主体演变而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以及个体、私营企业等销售主体，销售主体就变得复杂。
在公安、司法实践中 要认定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必须先查明企业性质。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加工企业，连法人登记都没有，根本无法查明，在诉讼阶段，就有一些典型案例引起司法界、法学界的争议和争论。
二、 销售人员的身份改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是明确的，习惯统称“供销员”。所谓“供销”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购〈供应〉原材料，推销〈销售〉商品的行为。企业的供销员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采购；二是推销。
所有的供销员都是企业的正式干部职工，一些大中型企业把人事、劳动部门分开，干部由人事部门管理，职工由劳动部门管理；一些小型企业把人事、劳动部门合并为统一科室进行管理。公安、司法机关要确认其身份，到所在单位调阅一下档案就可以。那时个体经商人员的成分不叫供销员，有一个固定称呼，叫个体商贩。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我们把他们统称为“销售人员”。现实中有称：“业务员”、“推销员”、“销售员”、 “供货员”、“委托产品销售代理人”、“代理人”等；工作职责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致相同，负责销售主体的采购、推销工作。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是复杂的，有正式干部职工，有合同聘用制销售人员。其中聘用的销售人员有长期、短期的区别。国有、集体企业、公司和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公司管理规范，公安、司法机关要确认销售人员的身份，到企业查一下档案就可以。但是有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没有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一旦企业被诈骗或被侵害时，无法维权，无法举证。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如某市公安机关今年三月份侦破了刘某涉嫌特大职务侵占一案，涉及到证实犯罪嫌疑人的“销售人员”身份时，由于是私营企业，内部档案管理混乱，连起码的聘用合同、销售合同都找不到了，公安机关为了证实其身份，只好到外地客户去调查取证，花费了一些本不该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教训很深刻。
三、 销售人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的改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员的待遇主要体现在：供销员拿销售主体的固定工资，领出差补贴，一切福利待遇与正式干部职工同等。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待遇主要体现在：没有固定的工资待遇，销售方式普遍实行“责任制”。国有、集体企业、公司和一些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还比较好，在实行“责任制”的同时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待遇尚能落实，如保险、统筹等销售主体都能解决。一些不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销售人员的待遇就没有保障，尤其是一部分不讲信用的个体、私营企业等销售主体拖欠、克扣现象严重，纠纷频繁。这种现象在沿海发达地区尤为严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员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人员待遇和销售方式方面最大的区别是：销售行为与销售业绩是否挂钩的问题，前者不挂钩，后者挂钩。 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员的采购、推销行为不落实“责任制”，不与业绩挂钩，干好干坏一个样。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对销售方式普遍落实了各种“责任制”，而这些“责任制”名目繁杂，形式多样。如“包干制”、“包底销售制”、“地区产品委托销售制”、“利润分成销售制”、“让利销售制”、“某某销售制”等。
如某市公安侦查机关今年二月份办理了一起挪用资金案件，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挪用货款的问题。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其销售方式、销售人员身份进行了调查确认：销售方式是“包干制”，即销售主体以低于出厂价格提供给销售人员商品，并送货到客户，承担运费、税收，不拿固定工资，自负盈亏年终到销售主体结账；身份是销售主体正式聘用的销售人员。由于销售主体内部管理混乱，“包干制”有缺陷，销售主体对销售人员的销售活动、资金回笼等无法监控、管理，“包干制”流于形式，给犯罪嫌疑人钻了空子；在报捕阶段，个别司法机关的经办人员的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人员身份识别不清，认为证明犯罪主体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后来公安机关直接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依法起诉，最后审判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罪判了刑。由于侦查、检察机关对该案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认定有异议，严重地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速度，造成了打击不力的现象。
从公安、司法实践中大家体会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安、司法机关要查清供销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很容易，有档案可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安、司法机关要查清销售人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很难，原因在于：
〈1〉销售主体复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区别巨大，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公安、司法人员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有的公安、司法人员平时不注重学习，思想僵化，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区别不清，常常因案件的一些细节争执不下，影响了办案的速度和打击的力度；
〈2〉销售方式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式。在销售活动中销售主体说了算，不能以一句营利和亏损来概括。
如某市公安机关2002年11月在初查一起职务侵占案件中，发现一销售主体从营销策略上去做文章，临时搞部分商品底于出厂价进行亏本销售，具体销售活动由销售人员进行，销售主体没有书面授权，也没有文字记载，只是电话通知，又没有原始记录，时间一长，大家都说不清楚了，年终结账时将亏损部分都算到销售人员上。销售主体以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将销售人员告到公安机关。虽然该案侦查机关没有立案，但销售人员的名誉受到了侵害，这些都是销售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3〉档案不全，销售主体被侵权后无法举证。国有、集体企业、公司，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等，内部管理规范，各种规章制度健全，档案完整。但是一些小的企业、公司，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在聘用销售人员、福利待遇、采用销售方式等方面，没有任何档案或原始记载，甚至连本台帐都没有，发生案件、纠纷后，自身无法举证，公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诉讼活动困难重重。
2002年10月份，某县公安机关派员到沿海一个发达的城市去调查一起职务侵占案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找到一个个私公司的老板，意图取一个证据，要求个私老板提供财务账，一问才知道哪有什么财务账，他做生意从来不建账，收支全在自己的口袋里，本来可以通过查一下账目，个把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却无法进行。由于这份证据是定案的关键，某县公安机关前后三次找他，制作了三份笔录，最后还是达不到要求，真是劳命伤财。
四 、销售环节的变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环节是计划性、指令性、层层进货、批发，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环节、手续繁杂。在公安、司法实践中收集证据容易。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环节是根据市场变化而定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销售环节的简单化，一般商品取消了计划、指令性。销售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者可直接向销售主体进货，在流通流域减少了许多环节，减轻了生产、销售成本，缩短了资金周转周期，提高了资金运作效率。
在公安、司法实践中也碰到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一些不规范的个体、私营销售主体，在销售过程中手续简化，凭信用销售，给违法犯罪分子钻了空子。销售主体一旦被诈骗或其它侵权，自已无法举证，公安、司法机关也存在着调查取证难等问题，许多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最后演变成经济纠纷，这种案例不胜枚举。
笔者认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已走下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已初步建成、逐步规范。但是在公安、司法机关的内部，一些执法者平时不注重学习，业务水平不高、观念陈旧，认识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复杂的销售模式、销售主体、人员、方式、环节变化识别不清，遇到一些疑难经济犯罪案件感到束手无策，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公安、司法机关的正确执法、司法活动。因此公安、司法人员只有在讲政治、学法律、懂业务的同时，注重学习、掌握、识别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的内涵、外延及其规律性，才能正确履行好职能，严厉打击涉嫌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才能依法整顿、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创造适应经济建设的软环境，才能真正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程旭光
2003年5月


承揽合同中，如果定作人因某种客观原因不需要承揽人完成一定工作时，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对解除合同中的有关问题，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定作人行使解约权应在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前

合同解除权是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情形之一。合同解除后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巨大，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合同解除进行了严格限制，以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

我国合同法规定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形式，其中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由此说明，解除合同一般是当事人协商的结果，即使法定解除，在一定条件下同样需要对方同意。对于有异议的一方请求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期限，合同法虽没有作出规定，但依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规定均是针对一般合同而言的。

对于承揽合同，法律也有规定例外的情形。换言之，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一方享有单方解除权，是我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的特例，该条规定：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由此可以解读出定作人行使解除权是无条件的，并且不以赔偿承揽人的损失为前提，赔偿承揽人损失是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而非定作人解除合同的条件。探究其立法目的，主要是因为：首先，承揽合同是以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为其本质的，若定作人不需要承揽人完成工作，但碍于合同的法律拘束力仍需要和承揽人继续履约，不仅对定作人毫无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不经济的。其次，从承揽人角度看，承揽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报酬，如果解除合同承揽人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对其并无损失可言。该条规定与世界各国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及日本民法典的规定是一致的。

值得关注的是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对定作人提出解除合同的期间，未给出明确的限制，这是否意味着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后，同样能够提出解除合同？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承揽人已经完成工作成果，除承揽人存在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外，定作人必须接受工作成果。反之，如允许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后解除合同，那么赔偿损失的数额可能就是承揽费用，此时解除合同已无实际意义。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虽然对定作人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没有限定，但毋庸置疑的是定作人提出解除合同的时间应限定在承揽人完成工作成果之前。

承揽人根本违约定作人可以解除合同

有观点认为，即使承揽人迟延履行债务，定作人也不能提出解除合同，其理由是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作人可以要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但是，解除合同与违约责任并非同一属性，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未涵盖解除合同，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违约责任形式亦未包括解除合同。因此，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二条显然不可能将解除合同纳入至违约责任的范围。由于解除合同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合同，对承揽合同的主体也同样可以适用。换言之，定作人单方行使合同解除权是法律赋予的权利，解除合同后，定作人应赔偿承揽人已完成工作的报酬及合同履行完毕后可能获得的利益。但定作人如以承揽人违约为由解除合同，导致的法律后果可能是承揽人赔偿定作人的损失。

司法实践中，定作人选择行使单方解除权还是以对方违约为由解除合同，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根据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由此说明，当事人一方如存在根本违约的情形，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根本违约是指一方当事人违约而使相对人的主要利益不能得到满足，亦即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对此，受损害方可以采取解除合同的违约补救措施，并可要求赔偿损害。从价值取向上分析，根本违约制度的实质意义在于平衡社会利益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根本违约的构成必须具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所谓客观要件是指违约行为和使另一方蒙受重大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主观要件是指违约方能够或应当预见其违约的后果。对于承揽人完成的工作成果有严重瑕疵，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定作人当然可以选择解除合同。

定作人行使解约权的法律效力

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扑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条规定界定了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为：终止履行或者恢复原状，如有损失的可以要求相对人赔偿损失。终止履行，是合同关系彻底消灭、合同规定的义务不再履行；恢复原状是指当事人应恢复到订立合同前的状态，仅发生于合同部分或全部履行前的状态。

作为合同法分则规定的定作人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主要体现在承揽人应立即停止工作；赔偿因解除合同给承揽人造成的损失。承揽人停止工作在实践中几乎无争议，但对于赔偿损失的范围，由于我国合同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实践中通常按照合同法关于损失赔偿的原则进行处理。笔者认为，对于赔偿范围不仅应包括承揽人已经完成的工作量报酬，还应包括对未完成工作量的可得收益，当然，可得收益应减去承揽人未进行工作的劳务费用。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